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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旦被选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温伯格态度就转变了。在两个月之内，他提议紧急拨款330亿美元给国防经费，里根支持此决定的命令给他极大的鼓励，他也依赖强硬鹰派给他的劝告，像李曼和施奈德，他们曾为右派的传统基金会写过一个野心勃勃的国防蓝图。“为国防部敛财”变成温伯格的商标。他明白军事费用有起落的循环，藉着政治上的机会把军事费用推向更高的平原上。他令当时不懂国防的斯托克曼同意一个15亿美元的五年计划，然后紧抓住他的钱不放。
可是，温伯格和在国家安全问题下过许多年工夫的布朗和斯勒辛格不同，他上任时没有一套明确的政策——除了什么都想加多一点之外，这起先听起来还不错，可是可预料得到的，当钱短缺时，问题就来了。使许多国会主要分子（包括强烈支持国防部的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在内）感到挫折的是，温伯格坚决不理会他们要他在军事单位的需求中定出优先顺序，以助国会在删减预算时能做明智决定的请求。他们反而看到他试图使所有五角大楼的单位都满意，而不肯显现坚定的领导权，于是在里根第二任之始，国会对温伯格管理五角大楼的方式大为光火，不顾温伯格的公开反对，采取行动迫使对军事阶层要有更中央集权化的领导权。
“国防部长不设定优先顺序”，麦高弟抱怨道。他是俄克拉荷马的民主党员，在国防问题上是相当受重视的发言人。“他跟我们玩预算游戏，使五角大楼内的官僚力量得到更多权力。使得有更多的相互吹捧、更多的官僚政治。他不想在国防部本身施加任何的纪律要求，以便在陆、海、空军，甚至其下的附属单位中做抉择，于是官僚们得其所哉。他把这些官僚个个提拔到有自己‘封地’的地步，而且上面没有国王管着他们！”
我听过陆军和海军将领及共和党籍议员附和麦高第的批评。
“没有人致力于集中的计划。”纽恩简洁地一语道出，他是1987年参议院军事武器委员会的主席。在五角大楼内，温伯格的文职助理人员认为他是个软弱的管理者，只在国会或大众舆论迫使他出手时，才会对军事单位施加压力。有几位温伯格的高级僚属对我抱怨说，他不是一个适任的主管。掌管研究的副部长迪劳尔对我诉苦道：“如果我们跟温伯格说：‘你知道，我们需要一艘驱逐舰，得花十亿美元。’温伯格会说：‘哦，我们可不能要那个东西。’然后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这回事似的。他从来不施展什么领导权，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温伯格对这种说法大为震怒。我在几次访问他时，他强调这种批评不公平而且不确实。他确切地指出他主持管理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多的花费，也确切地声明有时候军事单位，尤其是海军，让承包商调整他们的价钱。他未表示对于无法立即处理当前的每件事，及不设定优先顺序毫不感愧疚。
温伯格和支持他的人指出军事预算的急速增长就是成功的表现。在头两年，军事预算扣除通货膨胀还跳升了25％，这种速度使五角大楼的预算在五年内加了一倍。虽然国会想施予约束，实际上国防开销还是不停地往上冲，因为有了两个原因：首先是五角大楼的预算对通货膨胀的预估过高。1986年，主计处报告说，五年内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支出是44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预测的少。温伯格把通货膨胀省下来的钱放入荷包，拿来抵销国会的删减，而消去了这些删减所带来的真正冲击。另一个原因是，在国会通过预算后到国防部真正把钱用在武器系统上，有一段很长的期间。比如1983年，拨款73亿美元给两艘航空母舰，这些钱要到1991年才会全部用完。实际上，国会每年都给五角大楼一大批款项可供好几年花用。逐渐积存下来的数目到1987年初已高达2700亿美元，可以确保到90年代都不会有不够用的情况发生，因为这个组织已被钱淹没了。
温伯格上任时就已大权在握，后来又忠心耿耿地遵照里根有关国防方面的吩咐去做，所以能维持不坠。可是他却失去对国会的影响力，因为他早期过分鲁莽地运用权力。就如前任参议院多数党党魁杜尔讥讽他的话：“温伯格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可以透支空白支票的人。”
在他当国防部长头18个月的蜜月期中，温伯格志得意满，因为国会除了MX导弹事件外，其他都还相当支持国防部，所以不曾仔细察看军事力量增强的个别情况。可是由于温伯格早期觉得庞大财源的成就，加上因1981年里根降低所得税所造成的巨额赤字，使公众和国会想把增强军事力量之脚步放缓的要求，如箭在弦上。温伯格1983年时太呆板，不知顺应舆情，以致丧失取得长期稳定支持的机会。和国会间的关系来说，他是个孤军奋斗者，而不是团队中的一员。他玩谨慎防守的游戏，却缺乏李曼的灵敏和狡诈，使他在后来几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任期头二年中，温伯格倚赖他的副部长卡路奇。卡路奇有敏锐的政治见解；他也倚重德克萨斯州选出的参议员陶华。可惜卡路奇1982年辞职，陶华也在1984年离开参议院。温伯格后来的副部长无法有效地赢取国会的欢心，而取代陶华成为军事武器委员会主席的高华德又采取独立路线，最后还成为要求改革的先锋，反对温伯格所领导的五角大楼。总之，温伯格缺少同盟和他一起对抗改革的要求，也无法将反对五角大楼预算的意见反弹回去。
众议院军事武器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主席亚斯平私下告诉我，他有次对温伯格大叫道：“天啊，温伯格，和你打交道就好像在和俄国人打交道一样，你只是不停地重复你的立场。”纽恩不喜欢温伯格党派色彩这么强，不喜欢他把里根上任之前别的总统的国防建设都一笔抹杀的态度。“他有些报告实在荒谬可笑。”纽恩参议员带点火气地对我说：“有次在公开听证会上，他说所有战略现代化的计划都是1981年才开始。于是，我举出那些在福特或卡特或尼克松时便已开始的项目。他一直没承认他犯的错误，我想他是怕在那么多支持国防部的民主党员和一些共和党员面前下不了台。”
共和党员亦附和民主党员对温伯格的不耐。“他并不心甘情愿地去包容、抚慰国会的自尊心。”缅因州的柯汉说：“我不认为温伯格肯特别花时间、耐心坐下来，试着了解国会的顾虑和提议。几乎像是反射动作似的自动反应，他会说：‘我们已经看过那个东西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需要它。’句点（译注：意指没有转圈的余地）。他先入为主的成见经常使他不能顾及事情的多样化，或起码认识多样变化的可能。这样的说法可能不公平，不过那是他给人的印象，而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人肯替他担责任。”
温伯格的滑铁卢
温伯格早期国防预算增加之后，他于1983年春在国会遭到滑铁卢。他坚持五角大楼预算要有10％的实质成长，这在忧虑会产生赤字的保守派共和党员之间掀起一阵骚动。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说话毫不留情的多米尼西，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反对温伯格对预算要求“全速前进”和“谨慎防守”的态度，而且危言耸听削减国防费用之严重后果。“他的‘天即将塌下来’的理论只是虚有其表的理论。”多米尼西告诉我：“因此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造成对五角大楼的极度怀疑。”
1983年4月7日府会终于摊牌。整个春天，多米尼西和参议院多数党党魁贝克（Howard
Baker）一直催促温伯格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叫里根总统妥协，接受增加7。5％的国防费用。过了好几个星期，白宫仍无动静。在决定性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投票前二天，温伯格仍坚持少于10％的升幅会使国家安全陷于危险之境。预算委员会感到又生气又无力，采取了另一个方法。多米尼西知道连内政的项目都被删减了，他的委员会不会给五角大楼多于5％。在决定的那天，参议院多数党党魁H·贝克打电话给白宫讨价还价到7。5％，白宫幕僚长J。贝克打电话给温伯格，力劝他接受。温伯格答应要再打电话过去，却失踪了好几个小时。白宫官员猜测他是在逃避他们。
然后，出乎意料之外地，温伯格在白宫西厢现身。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的走道上，J·贝克的两个高级助理，他的副幕僚长达曼和都伯斯坦（白宫主管推动议案通过者）试图作最后的努力，和温伯格以及克拉克达成协议。温伯格终于说：“7。9％是我能接受的下限。”都伯斯坦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