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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招呼或拍拍背以示亲昵。新近的幕僚助理们透露说那些看起来最亲密的伙伴，包括里根和贝克之间，都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避免别人太接近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事。
参议员杜伦柏格坦承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这儿都有自己的权力袋，当你想争取到51票时，你就得证明自己是不容易受伤的人。但是可亲可近的关系和友谊却能使你容易受伤害。在政治的世界里，有时你必须接受批评，你必须听不想听的事，容易受伤害的性格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皮色尼克医生认为对权力的索求与冷酷无情的步调，源自于不适应的内心感受和产生寂寞的不满足感。他说“还有一个权力瘾在作祟，你必须永远往更高处前进，这种追逐一直持续，寂寞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友谊在这城市是很难获得的，友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它在职业政治的生涯中一点根基都没有。不如你我所想象的那么信任别人，在他们为了选区、立法与家庭的种种要求而把自己绷紧了，人们会问：‘我还有什么？我是谁？’他们都在舞台上像个永远都准备好笑话的喜剧演员，有些涉入权力的人，都忘了自己还是个‘人’。”
男人的城市
过去15年里，权力游戏中，女人的力量与责任已大幅成长。但纵使女权主义的压力也尚未改变游戏的进行方式。政治一直是男人的专利，而女人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硬战。
从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开始，无论是在扮演副总统提名人、内阁阁员或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幕僚、说客或记者，华盛顿的女人变得更多、更主动、更鲜明出色。麦高文竞选时以强烈的反战主张及国内的平等及社会主义燃起了女性的政治活动热，并使得上百位能干的女性进入地方和中央阶级的政治领域，这种改革打破了国会里老式的权力架构，开放了更多的机会。
1972年，参院中有两位女性参议员，众议院有13位女性众议员，到了1978年，则有两位女参议员和22位女众议员。过去的习惯与连任议员使得改变进行缓慢。从基层干起的女性要做到成为够资格的候选人需要多年时间，但在州的层次，女性地位正蓬勃发展。1974年，康涅狄格州的格拉索成为近代第一个当选的女州长，现今全美则有3位女州长。各州的女州议员则从1973年起增加3倍，到1987年女性已占了全国席位的15％。
这些数字仅能说明部分的事实：国会山庄的态度已有极大的改变。1973年时，科罗拉多州的反越战的女性民主党国会新鲜人施露德还受到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的性歧视，现在国会的态度则已大幅改变，赫伯特的劣迹使他在两年后失去主席的宝座。如今众院里的两党协调会议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居领导地位。1977年女性议员为处理女性事务而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时对男女议员开放），现在已愈来愈有声有色。但直到1985年众议院的健身房才允许女性议员进入，这在过去一直是男性议员所坚持不答应的。
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前政治处长路易斯说到：“现在国会里的女议员和儿十年前截然不同，她们不再是寡妇似的去实践家族的遗志，而是真正在追求她们个人的职志。”
女性政治活动的提升也推展到其他领域：负责与行政单位联系的联络办事处、游说、公共关系、新闻界。女性说客在1975年已建立起她们自己的协会，现今声称有800名会员，最杰出者是韦克斯勒和蕾诺，她们分别来自卡特和里根时代的幕僚，属于城中最有名的游说公司之一。女性记者过去一直被全国记者俱乐部所多方阻碍，在1970年她们加入华盛顿记者俱乐部，也就是全国记者俱乐部的对头，使之一下子增加了数百名会员，全国记者俱乐部在1985年时同意女性记者加入。公共关系已经成为女性一项方兴未艾的行业，南希里根的前新闻秘书泰特现在是一名顶尖的公关主管，她告诉我她担心公关可能成为女性的“粉红领贫民区”。
当然，最具戏剧性与象征性的变化发生在政府的高阶人事，早期总统内阁人选顶多只有一位女性作点缀，而卡特和里根则各有二、三位女性内阁成员。1981年里根打破惯例地提名奥康纳为最高法院的女性法官，但女性地位更大的突破，是在1984年民主党提名纽约州众议员费拉洛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还记得站在旧金山的全国代表大会厅里，第一次看到她以候选人的身分出现，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为之震撼激动不已，尤其是女人。
虽然女性正在新领域里迈进，且男性政客也承认他们在高层次活动中必须纳入女性，但权力游戏仍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如果女性不再是例外，一些老式的算术仍能适用。举个例，众院的共和党会议副主席马亭在众院的委员会幕僚助理中女性达51％时说：“在华府赚4万或更多的75％是男性，赚2万或更少的人中74％是女性，女性正接近参议员更多的私人幕僚高阶工作，但她们还不太能够打入白宫幕僚的核心，卡特时代负责白宫与外界政治团体联系的韦克斯勒是个特例。”
某些政策和政治领域仍完全是男人的天下——如国防、情报、武器管制、高级白宫幕僚和政治竞选策略。身为全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葛莱姆夫人的观点相当委婉却令我印象深刻。葛莱姆夫人并不是一个70岁的傲慢自负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像其他有力量的女性一样，希望男人能更平等地对待女性。
她说：“确实有很多女性从事很棒的工作，像参院的凯西邦和内阁的杜尔夫人”，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有点严厉与悲哀的口气接着说：“但我必须告诉你，这儿仍是一个非常男性沙文主义的城市，这虽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这对于到这里打天下的已婚妇女是很艰辛的。她们参加晚宴，别人会以某人的太太来看待她们，我是说别人会问：‘你先生作何感想呢？’”
寇派翠克在1984年底，由于没有争取到三个高阶外交工作的其中之一，在记者会上公开怒斥新闻界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而引起骚动，她的批评与抱怨的确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病征：新闻界称基辛格为基辛格博士，而她则被称为寇派翠克“太太”，虽然他们两人都有博士学位。
在竞选政治的激烈游戏中，女性想要打入核心还是相当困难，有个主因是她们很难打入筹到款项的重心。男人不仅赚比较多的钱也会花钱。前纽约州长哈里曼的遗孀潘蜜拉哈里曼，在为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募款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并且在1986年帮助民主党取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她是个特例。
谈到如何使女性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权势，游说高手蕾诺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使人们出钱、募款，而这正是女性最弱的一环，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为政客募款早已是男人天生的本领，对许多女性而言，这是很不雅的，慈善募捐又是另一回事，她们不喜欢为政治募款，觉得难以启齿，叫男人来开辟筹钱的管道较容易。”
竞选策略和咨询的艰苦工作也同样难以介入，女性的民意测验专家只有极少数几位：共和党的迪沃和民主党的林区。此外也仅有少数的女性政治顾问和战略专家。
但1988年的总统竞选却有一些突破：1980年小肯尼迪和1984年蒙代尔的总统竞选高级助理伊斯瑞区成为州长的全国竞选负责人——她是第一个担任全国性职务候选人高阶竞选工作的女性。杜尔参议员任用迪沃负责民意测验及麦森为他的新闻秘书，布什则以巴尔杜为新闻秘书（此二人皆为女性）。
总统竞选人杰克逊牧师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评论说：“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的最后一间密室，但今年就是我们看见密室逐渐打开大门的时刻。当然，我们有很多困难，障碍依然存在。”
路易斯的“密室”比喻很能符合华盛顿的权力游戏的情景。她和泰特及葛莱姆都是对的：华盛顿仍是个男人的城市，而橄榄球是它的游戏。我有些朋友喜欢将政治与扑克牌游戏比较，因为它的惊人赌注，虚张声势和起伏不定。其他人则把政治当作是赛马或越野障碍赛跑。
华盛顿是个橄榄球城市，而橄榄球正是华府政治最恰当的比喻。在超级杯季节或当球队在竞赛联盟时，华盛顿红人队的比赛每年都场场爆满。在华盛顿最令人羡慕的，就是拥有一张红人队最佳的球季票，或是被邀请到红人队老板库克的私人包厢中。橄榄球像链环一样，蔓延在华盛顿的两个世界之间：以庞大黑人为主的中心城市和多数是白人且居住在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