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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多少反映出职业政客的心态，他们了解人们在面对不同事物时态度亦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将任何人制造成永久的敌人。有个加州的自由派人士韦士曼在某个下午向我提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是丑陋的、凶暴的。”他用手指着环城公路外又说：“局外人不了解为什么政客们彼此意见分歧却能相处在一起，他们更不了解我们都以专业人士的态度来相处。”
有时人际关系的发展，是由于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抛却意见分歧与任务冲突而和人相处。南希里根与《华盛顿邮报》总裁葛莱姆的友谊发展就是一个例子。自肯尼迪开始，除了尼克松以外，每个美国总统都曾参加过葛莱姆太太家中的晚宴，葛莱姆是1980年大选后在华盛顿第一批招待里根的人之一，但她与里根夫人的关系却溯源自里根在加州当州长的时候。
葛莱姆告诉我：“南希和我的一个共同朋友说我们一定会喜欢对方的，然后我在一个州长会议上遇见里根夫妇，那时我正在参加其中的一个新闻讨论会。我在加州见过他们二、三次或四次，还要求他们如果来华盛顿要打电话给我，有一次我说：‘既然你们要来这儿，你和州长何不来我家用个晚餐？’南希回答说：‘不行，因为朗尼那个晚上要演讲。’我又说：‘哦，那太可惜了，不论如何，你想来吗？我将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她，身为一个旧式传统的人，又是别人的妻子，认为你绝对不会想要见她的，说：‘哦，不，别这样——你才不会想见我呢！’我笑着说：‘南希，我们应该克服那种想法，我当然想见你啦，你来吃晚餐，如果朗尼演讲后要来也好，没关系。’然后她就来我家，我请她吃晚饭。”
里根夫人的朋友说这段插曲展开了她们两个人间的关系，尽管《华盛顿邮报》对卡特和蒙代尔的极力支持和对里根的猛烈抨击，在里根的任内她们还是一年大概一起共进数次午餐。
在国会里的“怪异配对”相当常见。国会的精彩巧辩有时与政治肥皂剧差不多。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辛普森生动地描述那是“跳该死的小松鸡舞”，就是雄松鸡求偶时鼓胀了胸腔所跳的舞，相当生动的政治意象。但即使战役是真的或使得感情易受伤害，最佳的政客仍能哲学式地应付，即使胜利时也不过分地伤害敌手，以免留下不能磨灭的痛处。他们以教养来调和歧见，因为权力游戏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敞开自己的心胸，今天的敌人也许就是明天的盟友。
1986年春天，俄勒冈的参议员派克伍德生动地显示了这个原则，在近年来国会史上做了最戏剧化的政治转变。派克伍德在税务改革法案上作了一个180度的回转，他从保护某些企业的利益一下子变成保护个人的赋税利益，并且彻底削减了最高税率。他的剧变着实使他的盟友晕头转向，他舍弃了石油和瓦斯州（如德州的班森俄克拉何马州的布伦）的支持而倒向温和派（如新泽西州的布莱德利，纽约的莫乃汉和罗德岛的崔费）所支持的改革。
派克伍德很实际的承认：“你会发现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暂时的盟友。干这行的如果怀有怨恨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这星期反对你的人，也许下周你就会需要他。”
辛普森，一名共和党员，他热爱幽默使他成为现代的威尔·罗杰斯（编注：本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幽默家），回忆1979年他当选怀俄明州参议员初来到华盛顿时，立刻投入三个政治的奇异组合。他在参院的三个小组委员会服务，里面有三位具有角逐总统宝座野心的民主党人士：葛兰斯顿、哈特和小肯尼迪。
他摸着脸颊回忆说：“我立刻想到：‘我的天哪！我在过程中一定会被干掉的，这三个家伙想当总统！’我对他们每个人说：‘听着——你可不要利用这个委员会为竞选工具，我也就不会利用它来令你们难堪。’”
有关移民事项辛普森必须和肯尼迪商量，退役军人的事项要和葛兰斯顿商量，三厘岛核子事件则和哈特研究。他和葛兰斯顿的关系非常有效率，使他们从1981年起成为参院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鞭，多次化解了两党的决裂。
命运给了辛普森足够的时间和肯尼迪及葛兰斯顿摸索试探建立感情，但和哈特来往却没有这么长的适应期。
在辛普森进入参院的十周后，三厘岛事件爆发，哈特和辛普森一个是参院的核子管制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是敌对党的委员，立刻乘直升机到宾州的哈里斯堡。
在直升机上，辛普森看了哈特一眼，怀疑哈特是否会逮住这个核子事件并将它作为竞选总统的筹码之一，他问哈特：“你打算把这个事件变成马戏团般热闹吗？”
“谁跟你说的？”哈特回答。
辛普森回避地说：“我不知道，但我在这儿是个新人，还没作好准备面对马戏团，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或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他开始保证的说：“嗯，你为什么不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打赌你在处理时一定不会被糗的，因为你和我一样是深陷其中。”
大体而言，辛普森认为哈特很努力于和他保持联络，并把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做得很完整且正确。辛普森回忆说：“但盖瑞每次有访问或上‘面对新闻界’节目时都打电话给我，在处理有关核子管制委员会的资料时，他每件事都会想到我，他从未客套式的在会议上说些废话。他和我一起在议场中处理法案，密切地合作。”有时哈持会让辛普森来主持会议，辛普森说：“他并不会来坐一下就离去或打断你的话，事实上我们都能确实的完成工作。”
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政治组合，是激进的民主党自由派拜登和20年前成为共和党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佘蒙德。佘蒙德是以南部诸州的奋斗打拼获得支持；在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高举着州权的旗帜意气风发，并领着他的总统选票离开会场。拜登比佘蒙德年轻40岁；1972年初进入参院，便以性急、无礼、说话快、粗暴闻名。在很多议事上两人都意见相左，如1982年的投票权利法案的条款、参院对米西出任司法部长，和雷诺出任米西副手之同意权上都是如此。但他们之间的歧见都非常清楚且非常有礼地提出，而在某些重要的立法上他们也一起合作。
当佘蒙德在1981年成为参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时，身为民主党的拜登私下去找他并提出条件。拜登表示他不会耍小动作，也不使用野蛮的粗话或策略来使佘蒙德难堪，而佘蒙德则须平等地给予两边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拜登还给了佘蒙德一份他和幕僚们所准备的长达90页的犯罪法案的草稿，使佘蒙德成为这项法案的主要支持者。那不仅是对委员会主席的一种礼貌，更是一项很实际的政治行动，因为拜登知道任何一项法案都得有佘蒙德的支持才能通过，不过最初佘蒙德还不太信任他。
拜登回忆说：“你知道，他坐着很仔细地听着，最后他发现我是认真的，他能够和我一起工作。我告诉他以及我的民主党同僚：‘我将作个交易，如果你能阻止右派人士封杀这项法案，我也会让自由派人士放它一马。如果你和我能彼此同意信守承诺，我们会通过这难关的。’从那时起佘蒙德从未抨击过我或说些老掉牙的强辞夺理的话，我也不跟他打哈哈，有时我也开他玩笑，但他知道这是友好的表示。”
佘蒙德的说法也大致相同，他对拜登推崇备至。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大概是在1981年参院对犯罪法案的最后投票那个晚上，佘蒙德的一位助理说他们两个通宵工作，才达成最后的协议。
那助理跟我说：“当我一早去上班时，看到他们两个卷着袖子还在工作讨论；商讨或妥协比站起来大叫：‘就这样，到此为止！’还困难得多。要坐在你的对手面前说‘好吧，咱们谁也别想得到我们想要的，看现在我们还能讨论出啥名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佘蒙德提及拜登时，有如85岁父亲谈论着意见与他背道而驰却依然深获欢心的45岁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