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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跑去追，但帽子已飞远了，他们也只得上飞机。虽然只是小事一桩，黑格的愤怒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埋下了往后失败的祸根。”
就如同洛克菲勒缺少与福特总统沟通的管道，这段插曲也成了黑格的恶兆。在克拉克的鼓动下，两周后里根迫使黑格辞职。事后黑格亦痛苦地表示，他遭遇的一大问题即是白宫幕僚阻碍他接近总统。
“你在权力圈中吗？”
迅速掌握内部消息是“管道”予人权力的特别方式，因为这将使得游戏者拥有先发制人的机会。它如同股票市场中的内线情报，是政府决策者的重要动力。一名决策者不能拥有最新消息，将永远因“落后于权力圈外”而苦苦挣扎。这一部分的权力游戏重点不再是“你能见到谁？”而是“你能知道什么？”
在国家安全事务的权力游戏中，某人问另一名官员：“你在圈子里吗？”是相当令人难堪的。这也等于问：“你是能见到最重要文件与最新消息的少数人之一吗？”所谓文件主要是指“每日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gence Daily简称NID），或者“谨呈总统”（For the President Only，简称FTPO）。
每天早晨，中情局都会整理一份当夜取得的最新情报大纲，即是NID，约有十多页，在上角有个红黑相间的旗帜，下面则是显著的警示条纹。除周日外每周出版六次，惟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与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等约200人有资格过目。
我自己不曾读过NID，但别人告诉我，其中包括有世界各地情报站传回的最新情报，窃听外国领袖截获的片段与卫星图片。据说里根特别偏好地图、照片等，像是两伊战争作战图，东欧运输机载送武器至尼加拉瓜的卫星照片，或者苏联导弹试验与配置等。
“那是视觉上的一大冲击，像是高层次的偷窥狂。”一名NID的读者表示：“若他们得到某两国元首的谈话录音带，尽管是芝麻绿豆小事，中情局还是会赶紧抄录下来。中情局总喜欢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显示自己拥有那些玩意儿。”
FTPO则是发行份数更少，页数也更少的情报文件。通常大概只有四五页，白色封皮，内容谈及与总统行程密切相关的特别情报项目，诸如预备与总统会晤的某位元首的健康情形、该国政治局势等。FTPO的副本极少，大约仅20人够资格阅读：正、副总统、高级幕僚及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分子。其中内容与机密分类情报文件（SCI；
Secret partmented
information）的重叠，仅少数允许必需知道的基本官员阅读他可阅读的部分，甚至有人得在武装警卫面前读完资料并立即交还警卫。
处身于这最少数的权力圈中的人，交换电话号码时不会使用经过一般的政府总机的分机号码，他们用的是三码的“安全电话”号码，如KY238或KY107，这种电子通讯装置会将电话中的语言转化为密码，直到电话另一端始加以解码播出。透过这安全电话，美国高级官员得以在不受苏联监听系统影响，自由讨论最敏感的国家机密。
紧缩管道
很显然地，决定谁获得最敏感、最重要情报等于决定谁能够成为决策游戏中的大玩家，信息即是权力。有些敏感情报甚至是NID或FTPO上都不能记载的，例如诺斯在伊朗…尼游案中的秘密信息。这类情报圈子，小得甚至只能以口传或国家安全幕僚的秘密电脑联线来传递。由诺斯的例子我们也能了解，谁控制信息就控制了政策。有一段时间，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一直将舒尔茨与温伯格蒙在鼓里，当然更无法反对政策行动了。这时这些内阁阁员全成了“信息盲”。
伊朗…尼游案爆发后，最令人震惊莫过于，担任幕僚人员的诺斯、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竟敢隐瞒总统与内阁们这么重大的消息，这已无异是欺上的行为了。然而，不论这些行径多么骇人听闻，它的确反应出政治圈中的游戏模式，政府在官员们依任期递换的变动下，由永久固定的幕僚人员掌握信息以维系整个政府的行政惯例。事实上，许多终生职的幕僚公务员都会告诉老板：“你决定大政策，细节交给我。”但恰如俗谚所说：“魔鬼总在细节中出现。”
以国防安全援助局（简称DSAA）与军售巴基斯坦F…16喷气式战机为例。1981年里根总统同意售予巴国总统齐亚这种新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对巴基斯坦外交态度上的一大转变，也可说是里根感激巴基斯坦运送军援给阿富汗反抗军的一项报偿。白宫亟愿这项武器交易尽速完成，然DSAA则另有意见，他们还要考虑降低成本、保护本国空军，以及维护DSAA本身的权力。
问题症结在于F…16上的一个重要装置——侦测敌军雷达系统的高科技设备——ALR…47，由于这种侦测功能，飞行员有机会闪避敌军的攻击。当交易成交时，ALR…47是相当优秀的装备，但到1983年交机时，美国空军已发展出性能更优越的ALR…69，除了能显示敌方攻击物位置，更能指出攻击物的种类，这对飞行员而言，往往便是生死之别。
依交易时的签约，美国同意在F…16上提供“标准的”空军电子装备。对DSAA而言，老式侦察系统完全符合当时“标准”的条件，他们认为新式配备成本太过昂贵，应仅供美国飞行员使用。巴基斯坦空军则坚持获得新装备，但遭DSAA悍然拒绝。没有任何一位白宫或国防部首脑知悉这项争执，最后巴国总统齐亚火了，表明不愿接受旧设备飞机。到头来，里根这项提供飞机的示好美意，差点儿适得其反，最后还要里根亲自出面才摆平这件事。
尽管如此，F…16战机的教训仍然显示，官僚体系如何借着阻断他人消息来源来影响政策，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农业部、能源部、国防部等单位中，以此改变整个政策结果的情形随处可见。F…16的例子中，官僚们的小动作曝光了，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僚都可秘密地维护自己政策的独立，并巧妙地破坏总统原以为已决定的政策。毫无疑问地，这种终生职公务员是借着缩小权力圈来控制政策，并扩张自己的权力。
扩大权力圈
另一种相反的游戏伎俩则是扩大权力圈，传布消息以在政府、国会中吸收政治同伙人或汇集民意。这也是大部分政策性新闻遭泄露的基本原因。在权力游戏中发布新闻是政治人物极偏好的手法。而在政府内部争论中属劣势者，大约都企图以扩大圈子获得同情。
报界，特别是《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就成了政治圈内人在特定议题上招兵买马的公布栏。所有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阅读新闻报导，便可知道权力斗争的风向了。
在华尔街，向别人泄露内线情报是可以起诉的罪名，然在华盛顿，泄密则是每一个参与权力游戏者必备的基本工具。自总统以降，当某人想要在某议题上改变权力平衡时，大家都会采取此一手法，据说约翰逊总统最是个中高手，他往往在非正式场合中向记者们透露一些消息，且以匿名方式避免引起辩论，有时候他也会在事后公开争论该消息的正确性，以掩饰自己是消息来源的事实。
就我的了解，约翰逊以后的每一位总统都采用类似办法。里根的幕僚们就喜欢向一些亲里根的议员们提出关于苏联在尼加拉瓜建造飞机跑道，或者苏联违反限武条约的种种消息，同时掩饰原始消息来源。而这类消息的发布，又往往选在国会讨论是否援助尼游或者增加国防预算的激辩时期。其用意是在于影响民意，并利用舆论压力影响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结果。
数年前，政治学家谢茨奈德在其著作《半主权人民》中特别强调这种“扩大圈”的力量。他认为任何一场政治冲突中必然有两种人：一是实际参与者，另则是观众。“再没有比打架更能吸引群众的了”，谢茨奈德认为：“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有传染力的了，国会辩论、法院开庭、政党活动、罢工、听证会等都具有一些类似打架般刺激的特质，也都能产生戏剧化效果扣人心弦地吸引着群众。”
这种观察确实掌握了华盛顿权力的重心。再举个例，前面曾提过关于1985年底里根总统对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原先里根与其白宫顾问对当时菲国总统马科斯的关系还相当满意，但不久以后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遇刺身亡，又有1986年的大选舞弊等事。印地安纳州参议员鲁嘉特别指出这场选举舞弊，痛责马科斯并批评里根的友好政策。事实上，鲁嘉有若干政府内部官员在背后支持他，譬如国务卿舒尔茨。结果，鲁嘉刻意的表现果然改变了行政部门对菲律宾政府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