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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必须指出，华盛顿对开支优先次序、武器管制和中美洲政策的僵局，反映出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矛盾心理。
有关赤字以及其它重要课题的真正问题，是缺乏明显的共识——在此情形中则是有关政府的规模和角色。选民对政治家发出矛盾的信号：减少预算，但是不要裁减受欢迎的计划——那些往往是必须裁减以减少赤字的计划。一波波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原则上，但并非实际上不喜欢“庞大的政府”。以政治科学的话来说，这些选民是“思想上保守”，但却“行为上自由”。此一言行的不一致鼓舞了华盛顿的逃避和伪善政治，及燃起党派的责骂游戏之火。
同样的在美国中美洲政策方面，选民所传达的讯息也是矛盾的——“不要再有古巴”（不要让美国再出现集权国家），但是却“不要再有越南”（美国不要干预和被击败）。或者在武器竞赛方面：要强大，但不要花费太多；要苏联放弃最具威胁性的武器，但是不要放弃我们的优势。
当然，不敢做困难决定的政治家应该要对未解决的问题负责。但是那却不是他们单独的责任。和许多游戏不同，权力游戏不是一种观看的活动，这是毫无疑问但却是必须说明的。在一个直接初选的制度中，选民必须对我们制度的结构问题，以及他们在此一制度中的角色更理性的涉入。
政治家和改革者可以胡整这个制度，但影响政策和游戏方式的重大改变，却必须由选民来决定。当选民不再明确地支持一个多数党以导引政府时，政府则在全国反映出那种犹豫。当国家缺乏共识时，总统和国会也会缺乏共识，当民众没有主导的哲学时，政府就会缺乏李普曼所谓的“公共哲学”。
在派系斗争再度产生的此时，有一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混乱过后，国家需要重振礼让和妥协的精神。国家不仅需要有目标的领导统御，而且需要实际上接受权力上限，和坚持必须按照规则玩权力游戏的精神。当美国的权力游戏在两个世纪以前组织起来的时候，美国的国父故意将筹码散布得如此广，使得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将别人逐出此游戏之外。这些筹码在最近数年中，借着改革、金钱、电视、弱势政党及分裂式投票，甚至散布得更广，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不仅能够提供洞察力，而且能提供团结的政治领导。
领袖和选民们所需要的是对民主紊乱的容忍，甚至有时必须领略民主紊乱的真正欢愉。参议员柯汉在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接近结束时的听证会中说道：“迅速行动不是民主的绝对目的，因为一位国王在任何一天都比一位国会议员还要迅速。”我们的政治制度需要一些改进。权力游戏将不会是有条不紊的。竞争永不会停止。争吵永不会停歇。但是如果人们鼓励联合的话，运作将会变得更好。
在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的绝望之后，舒尔茨简洁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和答案：“分权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必须先学会分享权力，但那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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