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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政治科学家和选举专家主张，恶劣的叫骂将会使选民远离投票所。美国选区研究委员会主任甘斯主张，选民的投票率在1986年达到最低点，只占成人人口的37。3％，比1962年减少20％，因为竞选的方式使选民不愿去投票。甘斯说：“选民对竞选的行为投下‘否定’票。广告从业人员的所作所为，大致上是以不负责任的形势及方法制造了虚假和琐碎问题。”
总之，在竞选中没有解决基本间题，但却留下疤痕，都会付出治理上的代价。一旦投票后，几乎每一位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必须越过界线与其它的党派合作，或在一些问题上或哲学上和敌人周旋。此外，竞选的甜言蜜语也使妥协和使政府成功运作的取舍技巧受到诬蔑。但是民众显然对黑白、善恶以及违反常识的党派运动感到有兴趣。刻意但肤浅的两极化，如个性政治、华丽的肤浅和缺乏长期性的政治联合为现代竞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所有这些事实使得选举的过程不能和治理同步。
第二十章 重组游戏规则
第二十章 重组游戏规则
诋毁政治家是美国的一项古老传统。门肯喜欢称政治家们为“拙劣的家伙”；诸如此类的嘲讽目前在美国仍然十分盛行。当我们在生气之时，我们会因为社会的不健全而咒骂一个政党或另一的政党，好像我们所属的政党领袖对真理有独到的见解。有些美国人则将一切不满归咎于白宫，指责一位总统的态度不坚定或者另一位总统的欺骗行为。有的人则嘲笑国会议员常自我逃避或者在混乱中苟延。虽然有许多政治家经常很认真的处理问题，但是却始终逃不过被责骂的命运。
我从卡特和里根在位多年中所获得的经验显示，有些特别的政治家治理国家之所以不成功，不是他们个人的缺点所造成。
过去10多年的经验可为政治经验提供一个特别丰硕的来源，因为此期间足以说明在我们的制度中何者有效，何者无效。我们多数人也记得这段时间所发生的大事，藉以剖析其成就肌理或失败的病症，以作为未来的教训。我们必须设法改变这些病态，或者学者欣然的接受它们，但千万别具有太多的幻想。
我们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数病态都是一些使我们懊恼的琐碎事情，但我们又不愿认真的去改变这些不良习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强迫性改选使许多国会议员成为兼职议员。即使议员们一个星期呆在华府的四天中，他们也一直在为讨好选民或者募集竞选经费而无法专心于立法工作。罗杰斯曾经嘲讽说：“政治的代价太昂贵，必须花费大量经费才能参选。”
人们常谈论处理此一问题的两个主要方法，一个是改变募集竞选经费的规则。为停止疯狂的筹募经费，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游说团体，支持完全由政府资助的国会选举。另一项类似的变革，是由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布伦所倡导，则主张私人的适度捐赠和政府资助并行，不过却得视全般竞选开支的限制而定。此一主张的理由是如果完全由政府补助，将使政党变得更加衰弱，而减低一般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关心。但如果经费限制太低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合并私人捐赠经费和公家补助经费的方式（电视时间包含在内）。
第二个较彻底的改革则是如前总统尼克松所提议，将众议员的任期由两年延长至四年。延长选举时间可使得众议员有较多的喘息时间和减轻经常性竞选的压力。但这样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即使将任期延长到六年，有些参议员仍然会在全部任期内筹募经费和进行竞选活动。不过大多数参议员有二三年只进行轻度竞选活动，所以较长的众议员任期可能会有同样的效果。
第二个令选民不悦的不良习性，是负面竞选广告的大量增加，而且以不具名播报员和图书录影带噱头的方式进行。减少这种做法的一个方法，就是强迫候选人亲自进行攻击。因为竞选格言告诉候选人应该尽量避免亲自做龌龊的攻击。此一逻辑是，如果选民对毁谤有负面的反应，只要候选人未亲自进行毁谤，他们就不可能受到惩罚。如果有一条法律规定候选人在竞选广告时必须出现50％或以上的时间，这样许多候选人在进行诬蔑战术之前，就必须三思而后行。
民众不满的第三个问题则是国会中的混乱情况。只有少数议员要求自制。H。贝克在1985年自参院多数党领袖退休之时，表示核定预算过程中预算、授权和拨款委员会的三重瓶颈，必需做某种程度的合并。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员智利斯在1987年宣布退休，因为他对预算泥淖感到失望。参议员由于受到过度的游说、争斗和国会阻碍，参议院已处在无政府状态时，在两院减少委员会数目，修改参议院规则，允许多数党领袖在辩论开始前不受游说影响而提出辩论法案的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在瞎忙，并未触及解决政府运作的主要间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矛盾的是，这是两个相反的问题：一边是属于权力膨胀，而另一边则是权力不足。
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总统在个人或者其野心勃勃的部属，一再攫取比法律及宪法所赋予还要多的权力。这在美国部队派驻国外的情况下特别危险。
第二条比较长期性缺点就是权力的分散。（由于政党变弱和政府党派分裂使此情况恶化。）分散通常使政治家在僵化中挣扎，因为政府缺乏解决国家最急切需要解决间题所需的凝聚力。
总统毁灭
总统的权力对美国人而言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总统不仅领导我们的政府，而且代表我们的国家。每当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或者我们谩骂国会抵制我们心爱的总统之时，我们都将总统的权力传奇化。我们痛恨看见总统职位不受尊崇。但是当总统因判断错误而引导美国进入越战的泥淖、水门案的耻辱，或者总统高谈不要与恐怖分子打交道，却以武器卖给伊朗交换人质之时，民众的梦幻破灭了。即使很不情愿，但一般人也为国会的独立和法律的规则喝采。
美国在过去20年中最痛苦的失败都是由于总统的不自量力。此似乎是当选连任总统的一个大弱点，尤其以压倒性胜利所产生的过分骄傲。
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尼克松的一位已故好友哈娄曾对我说：“白宫有一个真理，获得压倒性胜利当选总统的人，将自取灭亡。”
除了权力的分散和国会所施予的迟来正义外，很难找到制度性的方法事先防范判断和品德上的重大缺失。但是必须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以阻止总统能将美国军人送入战场的权力。
美国的创建者看出战争力量的严重潜在危险，而将权力分割，使总统担任总司令，而国会则为具有宣战和募兵、提供海军和为军方筹募费用的权力机构。但是近代的情况已使宪法的平衡受到侵蚀。从美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每次一有战争，总统就必须请求国会募集新的作战陆军和海军。但是自从冷战开始后，特别是韩战，美国在和平时期也有常备陆军和海军。总统获得不需经国会即可采取宣战行动或募集陆军的实质权力。而一旦美国部队投入战争后，国会就觉得无权力否定他们的经费、武器和弹药。总而言之，国会已丧失宣战与否的权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并未宣战过，但是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却曾在韩国、越南、黎巴嫩、多米尼加和格林纳达作战。
为处理各种治理问题，卡特和其它的人士曾提议采取总统只有一任6年或7年任期，但这是错误的提议。其中的一个危险是，一任的总统任期就其说服国会的能力而言，可能会使总统早早地成为跛脚鸭。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连任第二任总统的机会，总统在选举中对选民所开出的支票也就无法兑现。事实上，现行两任任期的限制，已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的这些限制去除。为防止滥权，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反其道而行。废止现行两任任期的限制。如此所有总统才会兢兢业业——时常想到他们有再度连任的可能。
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也引发其它措施的谈论及想法；如立法禁止国家安全参谋从事秘密行动，对向国会说谎或逃避法律限制的人，给予较严厉的刑罚惩处，将中央情报局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参议院批准白宫幕僚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任用。但这些做法毫无意义。若干政治专家建议修改宪法允许国会就失去其信任一事对总统加以弹劾——不必如宪法所规定只有在“犯重大罪行或行为不检时”才可以弹劾总统。不过此一做法似乎在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