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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为。跑票源流失让选民拥有两个世界的长处：里根担任国家元首，让民主党挂帅的国会驾驭他。以这种诉求，多名民主党党员1984年得以留任。
民意调查专家哈里斯告诉我说，他调查发现这种造成票源流失的动机可远溯至1970年中期。哈里斯觉得选民对两党都非常留意，投票时常静观其变。哈里斯说：“人民不希望任何党派独霸。我们问人民，你希望政府分立或是一党独大时，60％会说他们宁可政府分立。30％则反对。他们不希望同党的恶棍独占政府。这导因于他们对政客嘲讽的态度。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1975年间福特总统时期。国会愈大胆与总统对抗，人们愈喜欢。人民相信制衡之理。”
其他民意调查专家并不会有这种结论。他们认为政府分裂之因在于愈来愈多的选民依下列准则行事：他们相信：“我投票给候选人，而不是投政党的票。”这根本上便是效忠政党精神沦丧的具体表现。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蝉联时，一项每两年定期举行的全国性调查显示，选民中只有25％为独立选民，其他人都对两大党中的一党表示认同。在1986年，独立选民已跃升至35％。除了里根两次选举中共和党人数激增外，10余年来，独立选民人数都较共和党人数多。
独立选民激增反映美国生活中社会及经济的变迁。因为数以百万计的郊区居民人数愈来愈多，他们既富裕又受过良好教育，并以问题为取向，既具独立思考又引以自豪。雅痞（即年轻、上进、常升迁的专业人士）并不依循政党的路线。事实上，随着生活风格及价值的转变，即使是新的高科技服务业经济下的工人都已脱离他们蓝领父母亲所接受的大城市政治制度。部分社会学家用一个新名词描述他们：新领阶级。他们既非工业社会中的蓝领或白领阶级，而是电脑时代服务性质的技师。据某项统计，他们约占成人人口的15％，大约有2500多万人。马州大学政治学家怀海德解释说：“你心中可以想象一个30出头的年轻伙子，穿着跑鞋、工作裤、迈阿密海豚队T恤、留着八字胡、戴着棒球帽。年纪大约是45岁以下。家庭年收入约在2至4万美元之间。工作性质约在传统蓝领阶级及中上阶层管理阶级或专业人才之间……蓝领阶级视工作为身分的基础。新领阶级则倾向以休闲生活表现其身分地位。”
大部分的新领阶级拒绝被定位成民主党或共和党，规划为自由派或保守派。他们和雅痞都是缔造政治移转的最大功臣，使得不管在州选举或全国选举中，常造成出人意外的选举结果。
由于独立选民摇摆不定，更鼓舞了新生代政治家的个人主义。由于政党的标志已丧失往昔的魅力，必要时部分候选人便扬弃他们的政党。他们推销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党。在许多势均力敌的选区中，我发现两党皆有许多候选人刻意淡化其政党归属，以争取跨党派的选民支持。在宣传看板、海报及徽章上，他们经常连党名都不写，暗示他们不偏袒任何政党。弗吉尼亚州政治学家沙巴托在《政治顾问的崛起》书中引述共和党参议员汉兹在宣传广告中一语双关说道：“如果你认为宾州需要独立的参议员，请选汉兹。”
此外，新生代的竞选顾问使得反政党的倾向愈演愈烈。策士、民意调查专家、媒体顾问及广告信和电话库专家等专门人才待价而沽，使得政治人物不若往日对政党资源般仰赖。大部分顾问只为同一政党的候选人工作，但是许多政治佣兵对政党建设及政策整合方面并无忠诚可言。顾问造成的最大冲击在于协助政治新手回避党的势力及官僚体系，让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
候选人有时也会成为他们竞选宣传下的产物。在“候选人”一片中，劳勃瑞福扮演媒体吹捧下角逐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在他获胜后翌日清晨他哀伤的问他的竞选经理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即使这种嘲讽过于夸张，真正的政治家对于目前竞选制度的成效有其难以言喻的评估。能干且直言无误的共和党参议员鲁德曼曾坦率地评论：“美国参议员中有1/3的人知道何以跻身参院、所为何来，也知道该如何进行。另外1/3的人知道为何身在参院，也知道所为何来，却不知如何下手。至于剩下的1/3的人——我不太确定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诚如鲁德曼所暗示，部分议员在任内只是持续自我推销，因为这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除了选民外没有人能规范他们。而很显然的，竞选活动愈来愈不以党部为基础，逐渐以候选人为核心，因此当选人在任内也特立独行。现在政治新秀独立自主的竞选模式使他们愈来愈不听命于国会中政党的领袖。
最后一点，政治行动委员会造成的离心力，诱使政治家不再受政党凝聚力的影响。政治行动委员会不管在竞选活动或是新的游说规则中都深具影响力。部分政治行动委员能加强政党功效，尤其是大的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定期投票支持民主党或美国商会），以及稳定支持共和党的公司政治委员会。
但是绝大部分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跨党派施压力，独立于党派之外。他们赞助符合政治行动委员会选民的各委员会议员，不管其党派，然后在选举后钉紧他们进行游说工作。政治行动委员会依特别利益政治运作的方式，与一般利益妥协及政党联合的作法不同。
这些压力使得自70年代以来国会内部改革所造成的权力分裂更形复杂。诚如民主党前参院竞选委员会主任毕灵斯所言：“政治行动委员会已迫使国会议员为了寻求愈来愈多的电视广告经费，而需服侍过多的主人。”
基于这种压力及新的独立竞选模式，透过媒体的新生代政治家，远较打群仗的候选人能赢得选民更多的赞助经费。成功最主要的试金石在于曝光率，而非立法。桑魁斯特一针见血指出，新生代政治家是“自己出钱，自己组织，自我驱策，自助，对于既有制度及有权有势者也不屈从，他们不管是在国会委员会中或是议堂上皆然。当国会议员中这种人数增多时，国会的本质势必要随之改变。”
对华府的冲击
政党已从70年代的谷底适度地恢复其在全国组织的势力，虽然在基层选民中尚未如此。里根时期，全国性的党派——尤其是共和党——成为其候选人大型的预算服务组织。他们筹募经费，全面性出资争取选票，付民意调查费用及训练国会议员候选人费用，并在全国耗资数百万美元进行媒体竞选活动。两党均在国会山设立豪华新颖的媒体中心，协助现任议员掌握电视政治。1985…1986年选举时期，两大政党在全国约筹募到2。6亿美元的经费。
但是诚如多名政治家及政治学家指出，政党制度的复苏有遥远的路要走。即使各政党筹募到相当多的资金，政治行动委员会筹到的更多。目前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经费占国会候选人的经费的28％，而两大党的经费只占其经费的10％…15％。
在国会里，经常造成混乱的妨碍议事手法、拖延战略、无数的修正案及势力争夺战等，均显示政党领袖无法以党的力量约束立法程序。有时候，议长奥尼尔要达成党内团结的方式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找出叛逃部队的走向（如葛拉姆…鲁德曼），并迅速找出这个行伍的活动面。参院经常因为桀骜不驯团体战略性清点人数、妨碍议事程序及拖延修正案，以至于密苏里州民主党议员伊格顿在1985年下半年抗议说：“参院现在处于混沌初期。”
斯托克曼悲叹说：“国会机能已崩溃。国会山有上百个挑战及1000个否决票。不管是外交事务、预算案或是管理国家财政事务方面，要经由这种过程来贯彻任何政策，都是不可能的。”
党内团结力的失散也曾使卡特总统受窘。他多次受民主党伙伴围剿，拖延及推翻他的能源计划，通过昂贵的水力计划，他也被迫接受他不想要的航空母舰，并且强行通过远较卡特所计划更严格的预算削减幅度。理论上说来，政党关系应对卡特有所裨益。但事实上，70年代晚期独立的气氛已达颠峰。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国会议员觉得在政治上并不亏欠卡特。许多人指出在1976年选举中他们并未与卡特联线竞选，而且在他们的选区中得票数较卡特高。因此必要时他们理所当然与他翻脸。
里根较前几任总统更有效运用党的诉求，尤其在1981年，因为许多国会议员觉得里根帮助他们赢得胜利，而此次国会胜利以共和党精神及团结居功厥伟。1980年共和党竞选活动出奇的团结，除了新总统外，在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