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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动暴露出秘密政策游戏固有的陷阱。国会联席会议和由前参议员陶华为首的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伊朗一尼加拉瓜游击队案的报告中，举证了一连串愚蠢的事迹，情节是：单纯的美国人士在海外屡被狡猾、贪得无厌的伊朗人耍得团团转。陶华委员会观察指出，美国人“显然始终抱着期望，以为再下一次武器运送就可以换回全部人质，克竟全功，不料却越陷越深。”黎根警告里根，美国被“地毯商人”“扳倒”。
最初，以色列政府告诉白宫，只要100枚美制拖式反战车导弹，则所有在黎巴嫩的6名美国人质均可获释。这批武器在1985年8月30日运抵德黑兰，但并无人质获释。另一批400枚拖式导弹由以色列于9月14日送交，结果只有魏尔牧师获释。11月以色列又运交一批武器，又没有人获释。麦克法兰受够了，试图停止这项行动，并于1985年，12月11日辞职。然而波音戴克斯特和诺斯仍继续进行。
里根不愿就此罢休，他决定在他的波斯轮盘赌中增加更多筹码。1986年1月17日，里根在一道正式命令中，授权提供4000枚拖式导弹给伊朗——相当于最初交易数量的40倍。当晚，里根在日记下写下：“我同意出售拖式导弹给伊朗。”
伊朗掮客是在1984年被中情局冠上“高明的杜撰者”名称的武器商人葛巴奈法。中情局警告干员不要再和葛巴奈法打交道，但是国安会僚属继续利用他。1986年1月，凯西认为葛巴奈法是以色列间谍，对他深起疑心，中情局因此给他做测谎试验。凯西告诉里根，葛巴奈法有8项未能通过测验，但那个时候，美国人已陷入太深，诺斯又支持葛巴奈法，而奇怪的是，凯西也就不再追究了。
直到整个案情被贝鲁特一份周刊揭发时美国和以色列总计运给伊朗：2000枚拖式导弹、18枚鹰式防空导弹，以及数百万美元的零件。而美国得到的回报是：赎回3名人质，但是又有3名美国人质被劫，中情局在贝鲁特的负责人巴克来则被杀。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估计，伊朗政府以至少4800万美元的代价换得这些武器。诺斯的干员西科德作证时指出，其中有350万美元的利益转交给尼加拉瓜游击队。300万美元留在西科德伙伴哈钦的瑞士银行帐户。
这种秘密行动显示白宫蔑视国会、政府多数部门的行事规矩，以及可能对里根等的计划造成妨碍的法律。陶华委员会肯定，1985年伊朗计划的“法律基础”“极其可疑”。国会报告指控白宫在大部分情况下“目无法律”。报告中还指控，秘密军援尼加拉瓜游击队，规避宪法对总统权限的最重要牵制：唯有在说服国会同意拨款时，才能将该笔款项运用在某计划上。
1985年秋天，透过以色列执行的两项武器交易由于合法性不无疑问（可能违反外销管制法），使中情局副局长麦克马洪因此敦促里根在12月初签署追溯法令，试图使其合法。1986年1月17日，里根在下令进一步军售伊朗时，特别指示中情局不要让国会知道，违反了必须“及时”通知国会的法律规定。
整个事件始末，里根都显得急于行动，但对合法性问题以及顾问之间的争斗，则了无耐心。1985年底至1986年初，三个场合中，里根分别签署命令，同意军售伊朗，虽然他三次都可以即时通知舒尔茨和温伯格，但却根本没有让他们知道。里根和他的国安会僚属一样，存心让这两个主要异议者蒙在鼓里，好让国安会的人有充分余地填补政策的真空。显然，里根知道，凯西和国安会僚属推动政策的方向符合他的心意。
国安会如何把握行动
即使知道僚属助理影响力很大的圈内人，对诺斯所积聚的权力也大为吃惊。诺斯有如握有额外好牌的扑克玩家。在事机败露前，他的手段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当以色列飞机在葡萄牙过不了关时，他叫中情局里斯本工作站负责人向葡国政府施压，以色列飞机方能获准降落。1986年初，中情局高阶官中一再反对诺斯与伊朗掮客分享美国情报，但诺斯却置之不理。
就如007电影中的英勇事迹般，诺斯的行动也具有虚构小说的性质、幻想的意味。根据国会证词，诺斯的干员在中国城市场里取得成叠百元美钞；诺斯的人马在哥斯达黎加建筑跑道，空投“伪装”的武器；在里根同意付220万美元赎金和贿款给监视人质的恐怖分子后，诺斯在塞浦路斯外海安排船只，列阵接运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诺斯将文莱苏丹的1000万美元捐款转送尼加拉瓜游击队，然而这笔款子却存错瑞士银行帐户，找不回来；诺斯的商业代表告诉伊朗官员，美国准备协助伊朗推翻伊拉克领袖，并说，如果苏联入侵伊朗，美国将“赴伊朗对抗苏联”。这些都活像007电影的情节。
事实上，国安会僚属权力之所以坐大，从当初斯托克曼处理预算问题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就可略见端倪。里根授权大方，不插手干预的习惯，给精明激进的僚属有机可乘、权势坐大的机会。事实上，里根的放任作风根本就是国安会人员窜起的关键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86年9月伊朗行动被揭发使里根的计划破灭前两个月，《财星》杂志才刊载吹捧里根的管理风格的封面故事，夸称：“管理者可以向大师里根学习的地方”，并在里根特写旁写出他的管理诀窍：“找第一流人材，授权，不加干涉。”
里根的弱点是不仅粗枝大叶，而且对所有政策的执行都漫不经心。里根的助理一直为他辩护，说他是强有力的领导者，对目标锲而不舍。但是国会的伊朗事件听证会却凸显他是何等的涣散，很少追问难题，不求甚解，不注意失败的可能性和后果，以及不提醒手下谨慎行事。即使当伊朗行动破灭时，他既不好奇，也不警觉，以致不曾要求波音戴克斯特解释伊朗购武所付款项的下落。（至少他事后如此说。）
这与里根制定外交政策的模式不谋而合。里根会设下概略的原则，然而由于他经常是一知半解，因此他比大部分总统更容易受助理的摆布。去过里根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共和党参议员说，里根对重要问题领悟力之差令他们震惊不已。里根的助理大部分忠心护主；有些坦承对他的认知差距或不求甚解感到尴尬；其他则表示，有时必须为里根帮腔才使他不致出丑。麦克法兰抱怨，里根有时听若罔闻，根本不能吸收别人说的话。
虽然舒尔茨、温伯格和波音戴克斯特为里根辩护，但是陶华委员会描述他为马虎、心不在焉的主子。陶华委员会成员前参议员穆斯基说：“里根对份内工作和政策缺乏一般认为总统应有的警觉，令我们相当震惊。”对1985年8月，他究竟是否曾事先同意将第一批美国武器运给伊朗，里根的答案前后矛盾，这是典型的反应。里根先是同意麦克法兰所说，曾经口头认可；接着又改变立场，同意黎根所说，表示他未曾事先认可；最后，却又改口说他已记不得。他无奈地招认：“我想我让别人的记忆，而不是我自己的，影响了我。”
里根的一贯作风，是找来一群果断、行动激进的国安会僚属，给他们概略的指示，让他们揣摩他的期望，将之阐释成给其他部门的命令。这给国安会僚属为总统代言的空间，使除了总统以外，没有人能挑战他们说辞。
国安会僚属窜升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他们的鲁莽霸道。不管诺斯和波音戴克斯特获得的名气，在1985年5月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惯摆低姿态的麦克法兰才是试图操纵伊朗政策的人，就像他对战略防卫方案一样。麦克法兰在舒尔茨和温伯格反对与伊朗搭线后，把国务院的外交角色揽了下来。
由于受到正常程序的妨碍，麦克法兰于是展开他自己的秘密外交，透过以色列和伊朗搭上线。他的密使是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与以色列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国安会约聘顾问——李登。
1985年5月初，麦克法兰授意李登前往以色列，李登回来报告，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希望知道美国是否赞成运送美制武器给伊朗。
舒尔茨对别人侵犯他的外交权限颇为不悦。1983年，当他获知麦克法兰在国务院一无所知的状况下身负任务前往中东，便威胁要辞职。国安会僚属的新方案冒犯舒尔茨，他就向麦克法兰抗议，指出以色列与伊朗搭线，“包藏严重错误……的种子，除非能立即予以更正。”麦克法兰略过他与李登的关系，回答舒尔茨：“我已决定停止这项行动。”但是，事实上，麦克法兰却在以色列激励下继续进行。到1985年7月中旬，两名以色列密使敦促麦克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