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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间，最后万斯因为反对轻率援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之举无效，终于愤而辞职。
里根与此一历史型态若合符节。起初，里根因为赏识黑格的坚定反共、军旅资历和具有白宫经历而挑选他当国务卿。里根对黑格说，在外交政策上“黑格，我唯你是从。”却因为黑格将此话当真，使里根给自己惹了麻烦。里根可能根本未料到黑格会向外宣布他是里根外交政策的“代理人”与“总经理”。里根与他的顾问群并不希望在外交政策上有人像基辛格一样大权独揽。他们本就不喜欢基辛格的外交作风，也不喜欢他与莫斯科签的军备协定。
黑格从未尝过基辛格那样的风光。就在1981年元月参院对其任命案行使同意权的听证会上，他那自对为美国外交第一把手的角色，已经被发表为国防部长的温伯格践踏无遗。正常而言，与苏联谈判军备管制是国务卿的职掌范围；黑格要尽快推动，但温伯格已喧宾夺主。温伯格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宣称，为了先进行里根的重整军备计划，至少要再等6个月才能与莫斯科展开新的军备谈判。这已不是一个好兆头；结果白宫与温伯格果然经常封杀黑格的各项主张。黑格在饱受挫折之余，做了17个月即黯然离开。
尽管黑格有种种怪异举止，但遭遇此情境的不独黑格一人。接任的舒尔茨国务卿，为了设法掌握外交职权，也与同样的势力奋斗了多年。面对温伯格，以及先后四任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麦克法兰、波音戴克斯特与卡路奇的侵权行为，舒尔茨一再拆招还招。里根总是与其他人商议，无视国务卿的存在，而都到了最后五分钟才把重大决定通知舒尔茨，如：1983年影响区域政策的美军在中美洲演习；1984年大幅更改舒尔茨外交政策的将美军陆战队撤离黎巴嫩；1983年提出“战略防卫方案”这个新的核指导纲领，也是改变了军备管制政策；与伊朗秘密进行武器交易。每一次舒尔茨都反对不及，拦阻无效。
1986年11月对伊朗军售丑闻曝光之后，舒尔茨不得不在全国电视上承认在政府最紧要的政策问题上，他不具“代表整个政府发言的授权”——对国务卿而言这实是莫大的侮辱。简言之，他是被打入冷宫了。
在经营外交政策时，总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和一位首席顾问一起规划全盘的策略，并任用此人将政策付诸实施，其他高级官员都必须听命行事。尼克松在基辛格搭配之下，采用这种模式，把美军撤出越南，并获得对苏联及对中共关系的突破。尼、基二人对全球战略与问题之间的交互关系有强烈的感觉。在1970年代初期，尼克松准备与莫斯科签署军备条约，以谋求大致的核均衡。他戏剧性地向北京打开大门，以之作与莫斯科交易的诱饵。他是一位有宏大计划的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提供了强烈的方向感。
另一种总统的选择主要是循着世界事件作反应，是随着机会或公众情绪——或总统个人情绪——而变化的即兴式的政策，因为事前并没有一个宏规。基本上这是里根的方式。他作重大决定的典型方法，是将几个主要政策顾问召到他前面辩论，在异中求同。当然也有几次要命的例外，如对伊朗军售就是。在米西的印象里，里根在这些时候像个“董事长”，先听属下的意见，再来作决定怎么办。
在寻求意见一致的过程中，里根有时左右为难而导致政策瘫痪，因为他倚为臂膀的几个顾问之间看法差异极大——卡特也有过这个问题。任何总统受到意志强的顾问冲击，特别是像里根这样欠缺外交政策经验的总统，本质上就弱了，并且冲动之间也是互相矛盾的。（又想与莫斯科达成武器协定，又不信任苏联。）这些就是里根政策上所显露的缺点。
像卡特一样，里根在政策与政策顾问之间摇摆不定。温伯格一派鼓励他实施经济禁运，以抗议苏联将一条天然瓦斯管延伸到西欧；舒尔茨又在稍后说动他解除禁运。舒尔茨一伙人劝里根派美军陆战队至黎巴嫩，温伯格又劝里根撤军。五角大楼一帮人推动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重作解释，舒尔茨连忙缩短在外的行程赶回华府劝阻。里根政府核心内这种无止境的拔河，使里根主义在实际上不如里根演讲听起来那么一贯。
部族竞争
阻挠里根外交政策形成的派系之争，在里根卸任后并不会销声匿迹——正如他在就职之际即继承了这种现象——因为它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的政府制度里。里根时期的大多数争执，正是外交政策游戏的缩影。它们是一种官僚部族战争的形态，因为面子、利益、忠诚和嫉妒所生出来的门户之见，为保护他们的政策地盘，不惜用诡计与狡辩以求在政策之争中占上风。
由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所形成的国家安全三角阵容，出现这些争执类型已是见怪不怪。有一句老话说：“二人成伴，第三者是电灯泡。”这场游戏里总是有第三者被挤出局，争着向总统进言。有时三个人的行为都像局外人。
归根究蒂，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总统允诺国务卿掌理对外政策，但却根本不能兑现之故。总统太乐于享有对外政策的权力，舍不得任其旁落到国务卿手中。白宫正好利用总统的虚荣心，以便自行左右政策。
美国对外政策牵涉的范围实在过于广泛，大而无当，根本没有人能全权控制对外及国家安全的政策。武器问题则是除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外，还有国家安全顾问、总统其他助理人员、中情局、参谋首长联席会以及武器管制与裁军总署等管辖。对外关系则牵连更广，尚包括国际开发总署、中央情报局以及和平部队。经济政策方面，再加上财政部、商业部、农业部、和总统的特别贸易代表。情报方面，则有中情局，外加众院情报分支、国务院情报单位、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负责破解国外电子窃听密码），以及国家侦察组织（主管侦察卫星）。
20年前，艾索普指责“官僚体制成长得有如丛林”。当时的副国务卿卡山巴也抱怨，美国驻外代表人员中只有20％是真正为国务院办事的。如今那座丛林更为茂密了。舒尔茨抗议说，“政府的行动宛如多脚螃蟹”，因为“每个人都想插上一脚”。闯入别人管辖领域的诱惑太强了，只有脑筋极清晰，意志极强的总统才能理出秩序。否则政府里每个部门都是一心为自己的看法、任务、自主权、特权而奋斗。
接连五任的总统为了在此迷宫中寻出某种架构，于是成立了跨部，以协调不同的政策。到了里根第二任期时，已有25个高阶层跨部小组，55个中阶层跨部小组；此外其他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总共有100多个。
这种养坏高阶官员习性的部门争斗，其实是由和组织里基层的职员所推动的。内阁官员通常护持底下多数官僚作风的成员，为自己所属团体宣传。
诚如《纽约时报》的芮斯顿说：“立场取决于坐的位置。”简言之，一个官员的政策观点来自于他的职务。国务院在外交、谈判、高峰会与他国保持稳定关系，以及让步俾能争取到相当的让步等事项上，有其既得的权益。五角大楼的既得权益则是在成立军队、买卖武器、部署军队、展示武力、设法在科技方面胜过苏联以及使别人了解苏联若胜过美国可能招致的危险等等事项上。中情局的地盘是在侦察和秘密的活动。一心一意牵挂着总统声望的白宫要的是，在口气强硬的谈话或是和平提案时，都能有听似大胆的方案，使总统有政治本钱的架式。
总的说来，里根属下主要政策顾问，诸如温伯格、凯西、舒尔茨等人完全契合其所属机构的模子。在尼克松时代极力削减预算的温伯格，到了里根任内，成为五角大楼最孜孜不倦的推销员，老是念着需要更多的经费，更多的武器。舒尔茨充分反映出国务院的利益，力主耐心的外交政策，与苏联召开高峰会议，处理棘手问题极富弹性，并对国防极端谨慎。凯西在二次大战时期服务于战略勤务办公室（即中情局的前身），当时他即是间谍工作行中的老狐狸。如今更是对尼加拉瓜、阿富汗、安哥拉以及和伊朗的秘密交易热衷不已。
位居高官者个人的癖性，往往又因为僚属而变本加厉。对组织的忠诚在政治游戏里是股十分强烈的向心力。资深官僚怀有强烈认同感和忠贞意识，使得政策冲突愈益升高。在决策者感受到来自资深官僚的压力，对自己机构的立场不能稍作妥协。在外交政策的竞赛中有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就是资深官员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