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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民主党新秀舒莫表示：“国会已变成原子厂。在众院里，我们有435颗原子互相冲击，相互影响，却不太和谐。以前众院较有结构性可言。现在没有任何束缚力将这些原子聚合在一起。”
舒莫说：“就某种程度而言，众院的情形反映了美国社会。我们的社会也像原子厂一般。事实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管就哲学或结构层面而言，众院皆正确地反映了我们的国情。另一件令我惊讶的倒不是人们在国会中有多好的表现，而是政府机构本身的表现太差。我认为我们已远离强大领导阶段而倒向另一极端。”
但是对于常鄙视“华府纷扰”的人而言，舒莫的评论倒值得深思。我认为他说众院反映国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国会里固然有恶棍及笨蛋的存在，但是国会里定期出现的停摆及争议不休的僵局，并不是议员懒散或无能的表征。通常国会的缺乏进展，反映出人民对重大的议题缺乏共识。国会的无能往往并不是因为藏身其间的坏蛋及古董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有太多聪明、精力充沛，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抢着上电视，以便将他们的意见传达给选民而形成的。
权力游戏愈开放，愈能刺激政治家扮演深具个人色彩的政治角色。除了遭遇真正的危机或是会期即将届满之时，参、众两院常常陷入停摆或仅勉强进行而已。但是这与其说是拙劣政客的错，倒不如说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以及互相抗争的利益而导致了缺乏强大的聚合力，无法让议员同心协力合作的情形。
第三章 竞赛游戏
第三章 竞赛游戏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问在参院服务了近18年的密苏里州资深参议员伊格顿，什么是华府最重要的权力因素？他想也不想就回答：“要身在多数党阵营中。”
当然就伊格顿的经验来说，这种说法千真万确。谁是总统、谁是议长，参、众两院中哪个党是多数党、谁是重要委员会的主席，关系至巨，眼见民主党把参院多数党地位拱手让与共和党的伊格顿解释说，谁做多数党，谁就能安排议事日程、选择委员会成员、安排国外访问或受邀前往白宫。
不过代表权力的正式头衔并不一定带来等量的权威，这是美国政坛恒久不变的教训，也是新权力游戏多变竞技场上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国人民经常在官衔与权力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权力难以捉摸的一面，而这难以捉摸的因素可以助长影响力及权威。政府的结构只是权力的鹰架，它未将人为因素考虑在内；高位固然提供了权力，但能否发挥这项权力却是一种政治艺术。没有任何权力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游说竞赛，在这项比赛中，难以捉摸、看不见的因素非常重要，这在电视时代更是如此。电视凸显了政治家的性格，他的表现和观众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他权力的大小。
从近来的经验，我们可知里根总统对于权力的运用是深得其中三昧，而卡特总统则不知所措；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有滔滔辩才，而他的前任艾伯特好像从未露脸说过话；有些委员会主席可以达成任务，有些却一事无成；预算局长斯托克曼可以推动政策，他的前任米勒却只是个二流角色，在国会议员眼中毫无分量。
简单地说，权力中最重要的成分往往是无形的，信息是一种权力，露脸曝光是权力，会把握时机也是权力，信任及品格是权力，体能和自信也是权力，会作秀是权力，受群众的爱戴也是一种权力。能进入权力核心是权力，能从中作梗也是一种权力，占上风是权力，有时拥有权力的幻象也是一种权力。
不过总统运用权力的成功与否，首先看他是否能唤起大众的注意，如罗斯福所说的——强行向大众推销他的教条。宪法中并未明定这种权力，可是总统可以要求电视网拨给他时段，而且也经常取得，这是新权力游戏国度中最吃得开的货币。除总统之外，别无他人能吸引成千上万观众到电视机前，听他推动议程和政策，以全国上下作为他个人的宣传筒，把政治体系带往他想走的路上。简言之，就是说服全国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1986年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来说明这种情形。
1986年2月7日菲律宾选举后，美国转而支持阿基诺夫人，这项转变不可等闲视之，全靠参议员鲁嘉精明地发挥了他的曝光本领才扭转乾坤。本来，里根支持的是他的反共老友马科斯。但在选前，鲁嘉便不断警告里根政府，与马科斯这类的强人关系太近对美国并没好处。鲁嘉更以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分，率团前往菲律宾观察选举是否公正。
马科斯选举舞弊的消息首度传来时，有些美国人认为真相不会比芝加哥地方选举糟，但鲁嘉的怀疑态度比较强烈。在选委会工作人员不愿听从马科斯作弊的命令而退出计票工作后，鲁嘉更肯定克拉松已经赢得选举。他认为菲律宾换政府、美国换政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的助理透露；2月11日他曾私下向里根进言，里根认为双方都有舞弊，但鲁嘉坚持只有马科斯舞弊。那天晚上，当鲁嘉听到里根在记者会上宣布“双方都有舞弊的可能性”时，其震惊自可想见，因此他在次日向记者特别强调，“总统并不明白真相”，白宫被击败了；里根几天避不见人，相反地，在这几天之内，鲁嘉乘虚而入，在电视上大肆发挥，力主马科斯“下台”。
在2月23日星期日这天，鲁嘉跃上舞台中心，他在三大电视网三大新闻座谈节目中出现，其他政要将此戏称为“帽子戏法”，即球赛中一局连进三球的绝招，鲁嘉在电视上要求里根打电话给马科斯，要他辞职。这项电视谈话发挥了影响力，里根的好友兼中间人，内华达州参议员赖克绍特打电话给马科斯，要他“毅然决然地辞职”
里根被迫改变立场。鲁嘉在全国瞩目下指控菲国选举不公及马科斯应该下台，以及电视大量报导马科斯选举舞弊，斫伤了里根的职权，迫使他改变支持马科斯的初衷。
同样的，里根的税务法案在1985年12月也成为众院共和党“叛变”下的牺牲品。众院议长奥尼尔公开宣称，如果里根拉不到50张共和党的票来帮他在民主党控制下的众院中通过税法，里根将成为“跋鸭总统”。奥尼尔跟鲁嘉一样，利用电视曝光的机会来界定政治现实和成功的条件，出招迫使总统因应。就税务法案而言，里根得到足够的票数，一偿夙愿；但就权力战术而言，总统的手已被奥尼尔扳动。鲁嘉跟奥尼尔都抢了里根的锋头，他们的力量都是以向多数观众诉求而争取来的。
在媒体曝光这一招，往往使得国会中的生力军比国会沙场老将掌握到更多的权力。众议员坎普于1980、1981年大声疾呼主张削减30％的个人所得税，里根的税务改革法案就是以它为蓝本的。坎普曝光所造成的冲击，比参议员杜尔、众议员康纳伯等税务专家对税务的精辟见解所造成的影响更大，而这也是华府现在流行的“圈内”、“圈外”政治说法的一个典型实例。所谓的“圈内”政要与“圈外”政要近年来彼此相轻相嫉，前者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擅于草拟及推销法案，后者的权力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透过宣传及口号来对政策发挥影响。
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董事长的康纳伯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大老。
1981年时，他在众院已享有崇高的声望。他受人敬重是因为他是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娴于税法及制订法律。他于1964年初次当选众议员后就扶摇直上，成为负责税法的拨款委员会中一名大将。身为平衡预算的正统保守派，他对坎普的减税方式缺乏兴趣。但在里根采取了坎普的方案后，他也只有勉为其难的附议。
坎普的权力基础不在资深而在于频频曝光。他在电视上频频施展他从前担任职业足球四分卫的魅力，推销减税会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理论。处于里根时代，坎普的明星特质及政治主题，使他比老成谋国的康纳伯更能气效推动政策。我曾私下得知，康纳伯对财政部长黎根在最后关头才将里根的税务法案交给他，要求他的支持的做法深感不满。因为法案是别人的构想，甚至出自他人手笔，但却要他担任起发起人之一的责任。不过后来他在法案中加了一些自己的主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