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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香港大华出版社版，第106页）夜壶，是陶制的男用尿壶。“夜壶阵”即利用夜壶作外壳制成土地雷以杀敌的方法。这倒不是什么“无稽不经之谈”，《清史稿》本传说，“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为了要在短时间里造出许多地雷，于是想出了利用现成的夜壶作外壳这主意吧。这事到了乡间时事评论家口中，就变成了神奇的夜壶阵了。中法战争时，鲁迅才三岁，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军事政治的谈论留下多少印象，大约是甲午战争时有人旧话重提，十三岁的鲁迅就留下印象了，所以才在文章里把它写做甲午战争中的事情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5）
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给了中国人强烈的激刺，很多人都在痛苦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了。就说鲁迅的父亲，这一个多次应试也没有中举的读书人，更因为他父亲的案件连累扣考斥革，进入仕途已经断无希望，可是他仍然怀着忧国之心。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伯宜公》中回忆说：
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阵亡，是1894年9月15日的事。两天之后北洋海军又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时局越来越坏，他的忧虑只会越来越深。鲁迅也不能不受到他这种情绪的感染。正因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前途暗淡，就使少年鲁迅更加敏锐而难堪地痛感到自己家门的不幸了。
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6）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事：
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每隔两三天就去陪侍祖父一天。这篇文章说：
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一百多次，可是这署门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我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长厚的老头儿，其馀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