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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茀,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茀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冯祖荀就拦住了大门,不让他走,一定要责问他“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出来!”有的说:“我们办得不好,让你一个人来办罢!”他在一群仆从拥护之下,夺门而去。群情大愤,还在纷纷讨论如何对付,正在这时,他来一信给季茀,说是你不能一天立于教育之上(原文如此),也就是说,把许给开除了,来一个杀鸡吓猴子办法,使大家安静下来。殊不知他这一举,更坚强了大家的斗志。于是,大家议决:大家搬出学校去,即日罢教。搬到哪里去呢?我们建议,黄醋园湖州会馆有房子,尽可住得下,大家听了,都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背的背,挑的挑,哄然离开了两级师范搬到了黄醋园去,学生们都瞠目而视,并震动了全省。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一时到哪里去可以找这许多人来呢?袁嘉谷也为之茫然,劝他辞职,他不肯,说:“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这句话成为鲁迅和我们几个人的口头禅,凡是一件事,要继续办下去,就应用“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约僵持半个月光景,袁看看实在搞不下去了,就叫杭州人孙智敏来代校长,孙年轻比较开明。孙来黄醋园,请我们回校,这场风暴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齐集在黄醋园湖州会馆拍了一张照片,胜利地回校了。夏震武是个大木瓜,不识相,因此这一次斗争就叫做“木瓜之役”。
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夏监督到校之后,教务长许季茀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茀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协和、夏丏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茀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茀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其所以要向提学使辞职而不向夏某辞职,是因为他藐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全校学生无课可上,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设法上课。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茀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拚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学生等知己无望,更连日向官厅请愿要求早日复课。又数日,忽然发出通告提前放寒假(其时距寒假尚有月馀)。于是省城各校教师连名呈请提学使以为不合章则。记得是一篇四六,故友张献之主稿的,末二句说“方期落笔,而成竹在胸,岂意图穷,而匕首忽见”。夏氏至此万不能留,乃辞职离校,官厅以高等学堂监督暂行兼代。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馀人合摄一影而无题名,我乃题之曰“木瓜之役”。
辛亥革命前后(3)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因抵制新任监督夏震武,宣布辞职,于离校后合影留念。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湖州会馆。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木瓜之役”,教员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制了官厅任命的校长,虽然只是一个学校的事,影响也不过及于杭州学界,却是一场新对旧的斗争的胜利,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即小见大,这也反映出了清末那时社会政治风气等等方面在变化。
1910年9月,鲁迅应绍兴府中学堂校长杜海生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
回到故乡,鲁迅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他的辫子,早在日本就已剪掉。现在可麻烦了。他在《病后杂谈之馀》一文中回忆说:
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的时候。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不过这种“无辫之灾”终于要过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久,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光复。鲁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学生组成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范爱农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要看看光复的绍兴。武装演说的第二天,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一道,满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的“成功”很值得怀疑。后来他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这军政府也只不过存在了几天时间。11月10日晚上,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