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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鲁迅听章太炎讲学虽只几个月时间，可是他后来运用文字的“洁癖”，对魏晋六朝文章的爱好这些方面，都明显有着章太炎的影响。他一直到晚年，对这位老师都是十分尊敬的。1933年6月18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许寿裳编的《鲁迅先生年谱》1908年说：“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明确提出鲁迅曾经加入光复会。从鲁迅当时和章太炎、陶焕卿、陶望潮、龚未生这些光复会人交往的密切看，鲁迅似乎是有可能加入了光复会的。可是那时同他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却以为不然，他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针对周作人的这人说法，许寿裳在答复《鲁迅事迹考》作者林辰的信中说：
光复会会员问题，弟进会时，鲁迅尚未加入。1909年春，弟先返国。是年夏，鲁迅亦返国，同在杭州教书，始知其亦进了会，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1944年2月4日）
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同年5月26日）见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下卷，第893页、第896页，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
至于周作人，他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还是坚持他的说法：“他的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
赞同许寿裳说法的有胡风。他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记下了他同鲁迅的一段对话：“我问：‘周先生加入过同盟会没有？’他答：‘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这不能说出去，他们知道了更要恨我的。’这‘他们’是指国民党。”
还有增田涉。他的《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其中说：“我所写的《鲁迅传》的原稿，是经他看过的，现在再看那写着他是革命党员的地方，还照样保留着。”增田涉接着说：“即使没有正式入党，从他和章太炎的关系而联系到光复会，那是不容争论的事实吧。”语气有一点儿活动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7）
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记下了鲁迅对他说的一些话。关于这件事，鲁迅是这样说的：“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他不说“参加”，而说“接近”，大约最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吧。
鲁迅那时的经济情况不怎么宽裕，常要设法寻一点收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校对》一节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消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
没有想到的是，这校对《支那经济全书》的事，竟帮助章太炎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事情的始末，周作人在《章太炎与国民党》一文中说了一个大概：
太炎出狱东渡，《民报》交他去办，他们（引者按：指同盟会）即不顾问，只是张溥泉仍旧挂名编辑者，实际上他也已跑往巴黎，和吴稚晖去搞《新世纪》去了。太炎因溥泉不在，叫陶焕卿替他，《民报》二十四期（引者按：1908年10月10日出版）上将编辑人张继名义改了陶成章，岂知日本政府受了满清的请求，正要封闭《民报》，遂借口编辑易人不呈报，违反条例，将报社封门（引者按：事在10月19日），还判了社长章炳麟罚金一百五十元。这一笔钱在穷学生看了着实不小，但是假如同盟会干部肯管，不难立即付给，可是他们不管，一直到了缴款期限的前一日，龚宝铨跑了一天没有着落，晚上走到许寿裳鲁迅的寓居，他们几个也是穷官费生，面面相觑，没有办法，但是明天如不把钱交去，后天他老先生将被请去作工，要一百五十天才能出来。时许寿裳忽然想到了一个折子，湖北留学生陈某替张之洞经手译印同文会的《支那经济全书》，毕业回去时尚未完了，托许代办，存折上有二三百元钱，现在为得救老夫子的急，只得把这钱暂时移用一下，事便这样办了，太炎得免于去作工，后来垫款也还了。
刚才说到的《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作人兄弟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这书得以在这时出版，是因为意外地得到了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前面已经说过，伍舍散伙，钱均夫、朱谋宣两位退出，1908年12月鲁迅作人兄弟和许寿裳迁居附近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就是住在这里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抑卮》一节中说：
那时却来了不速之客，是许寿裳鲁迅的友人，主人们乃不得不挤到一大间里去，把小间让出来给客人住。来者是蒋抑卮夫妇二人，蒋君因耳朵里的病，来东京就医，在那里寄住几时之后，由许君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就搬过去了。因为也是西片町十号，相去不远，除了中间进病院割治之外，几乎每天跑来谈天，那时许君已在高师毕了业，鲁迅则通常总是在家的，蒋君家里开着绸缎庄，自己是办银行的，可是人很开通，对于文学很有理解，在商业界中是很难得的人。
鲁迅坐在地上，坐在凳子上的是蒋抑卮，站着的是许寿裳。
同书里《袁文薮与蒋抑卮》一节又说：
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8）
这里，周作人有一点说得不对。并不是1908年蒋抑卮到东京来治病的时候鲁迅才认识他的。从1904年鲁迅从仙台写给他的信中看，他们早就有很深的交情了。周作人写作这书的时候，这封信还没有发现，他不知道，所以才弄错的吧。
介绍外国小说这事，鲁迅早就想做的。《新生》杂志要是真办起来，这也将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吧。出版翻译的小说集，可得有钱才成。现在这一位富有的朋友出来帮忙，这事很快就办成了。1909年2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