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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无邪”的理论给创作造成的巨大损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因此，结果就是，“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在这篇论文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文章（文学）不用之用”的思想。当时不是有人认为文学没有什么用处吗？鲁迅回答了这个意见：是的，说到文学，“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可是人的活动和需求是多方面的：“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矣。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他的结论就是：“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正是因为认识到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他才决心以文学为毕生的事业。
文章的结尾部分联系到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不与外国交往，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这种闭关政策的得失，文章说：
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仇，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以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
文章表示了对于当时一些维新志士的不满：
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馀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
鲁迅深刻地看到了：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你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新吧。面对着这样一种现实，鲁迅表示了他的期望：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与其说是期望，还不如说是决心吧。鲁迅是决心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思想界之战士了。
《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不仅反映了当时鲁迅已经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同时还表明了他“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活动，他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都是和他忧时报国之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科学史教篇》一文。文章概要地介绍了欧洲科学发展的历史，阐述了科学进步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同时批评了中国那些“死抱国粹之士”，他们认为“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术”，“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这些人不承认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进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完美无缺。他们反对进行改革。然而这篇的主旨还不是批评这些抱残守缺的人，而是指出当时“新党”的不足和偏颇。
文章指出：这些“新党”的最大弱点就是舍本逐末：“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故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鲁迅断言，这样的向外国学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则准史乘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应该怎样办呢？这篇文章指出：“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具体到自然科学方面，鲁迅提出了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意见。文章里举出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证明，尽管基础理论科学的进展，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归根到底，它必定会在推动科学进步中发挥作用。例如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发现，笛卡儿对数学的贡献，在长时期里只是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鲁迅能够这样强调提出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不但大大走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前面，就是对于后人发展科学事业也是富有启发的。
在这篇介绍自然科学历史的论文中，鲁迅还提出了“当防社会入于偏”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在《河南》月刊第七号（1908年8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论文《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
同《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一样，《文化偏至论》也批评了当时的新派人物，指出他们“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文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述弗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借新招牌以谋私利，他们“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概括地说，鲁迅认为，“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鲁迅在批评这些人物的同时，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明有两大流弊，其一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就是说，个人被“众数”所抹煞了。另一个流弊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兴，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就是说，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蒙蔽了。鲁迅希望，“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
20世纪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当时鲁迅认为，首先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当然也包括他的前驱叔本华和施蒂纳这些人。谈到尼采的历史地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说：“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他的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