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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图书角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前期工作？”
——“每班图书角70册左右，包括一个书架，共需一千元。我们常备适合小学不同年级阅读的图书角图书包，立即就可发出。”
“委托你们做图书选配发送工作，需要多少费用？”
——“全部书价的5％，如果建一个万元图书室，服务费用500元，一个千元图书角只需50元。”
“图书多长时间能够送到我们这里？”
——“最晚一周可以送达接收县城。……
提出的问题可能来自天南地北不同的角落，需求也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为农村地区建公益图书室或者农村学校建班级图书角。回答问题的是北京的“公益图书中盘”，一个专门为中国乡村图书室的建设搭建的专业平台，提供书目服务、图书采购、藏书配置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化非营利平台。
这个公益图书平台的发起人就是邱璐。
不走难过路（1）
有个著名的段子：“我家门口有道沟，很难过。”接下来的一句是：“再难过，也得过。”而邱璐没有这么做，折转身，要去找一条不让自己难过的路。
她的读书经历和职业经历一直一帆风顺，北大研究生毕业，在中华书局工作五年后辞职，在科学出版社工作五年后再次辞职，分别是最好的文科出版社和理科出版社。邱璐编的书获国家图书奖，年纪轻轻就赢得了这个行当里的最高荣誉，在单位也是个做得不错的中层负责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回述自己的职场经历时，邱璐反复提到了“难过”这个词。
“我非常非常喜欢编辑这个工作。我想做的，是那种学问型的编辑，做那种慧眼识才的事情，能够通过我的手，把人家抽屉里的好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流传于世的好作品。”邱璐娃娃脸，短发，那种中学生的发型，这样的脸上是看不出年龄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从她的嘴角荡起一波笑纹，把圆圆的眼睛挤成了两轮月牙，就像一个孩子，在吃一块很甜的糖。但是，做编辑的十年里，她吃到的这样的糖太少了，整天不得不面对的，是紧跟市场节拍追着利润走的教材教辅，是东拼西凑前后矛盾的“学术论文”，和整段整章从网上抄来的博士点“科研成果”……“我真的很难过。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虽然不缺钱也不缺地位，但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浪费了的，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的生命是浪费了的。进了办公室你看吧，一个个埋头工作，我们工作量压力大得很，而且每年都要加码，那真的是埋头工作啊——那些刚毕业的、鲜嫩嫩的孩子，每个人都低着头，每天都是在数那些字数，算我做了这些能拿到多少钱。我看《肖申克的救赎》，觉得我们的大楼，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都是里面的囚徒。我太难过了。”
难过的不只邱璐一个，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或多或少，每个人心里都一种东西跃跃欲试，但再一转念，想想收入、职称，想想房贷和未来就又忍了下来，在难过面前，总得找到自己的过法。发发牢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再难过，日子也还是要往下过。邱璐也曾经试着调整自己，忍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觉得不可忍受，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不再难过的活法。
2007年底，邱璐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公益组织招志愿者，为农村地区建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我们希望一所乡村图书室能为一个村庄/学校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阅读能让人开阔视野，丰富生产和生活知识。”那时候，邱璐对公益完全不了解，但这事情跟书有关，自己也很认同这句话，就报了名，开始慢慢了解“天下溪”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回事。
“天下溪”是一个关注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乡村图书室”劝募城市白领给自己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最早与邱璐接触的乡村图书室项目负责人说，她一个人无力应对巨大的需求，需要再找一名兼职或者更多的志愿者来配合。
“巨大的需求”这个说法，一开始让邱璐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每年都会接到新闻出版署要求捐书的通知，支持贫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那么，这个“需求”在哪里？“天下溪”做的这个事情，跟国家有什么不同？
不走难过路（2）
国家捐书一般是捐给学校，一般的中心校有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但规模较小的学校比如村小可能就没有，属于村庄的社区图书室几乎是个空白，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需求。“乡村图书室”是2003年由“天下溪”的志愿者梁晓燕、徐晓、王小平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为改善乡村教育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教育设施——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三千块钱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希望那些告别土地走进城市的人，除了自我发展，也能用这种方式回馈家乡。乡村不仅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赖以生存的食物，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年轻人，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才俊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村庄精英在进入城市自我发展之余，回馈亲人的方式可能有很多，“天下溪”做的，是邀请他们“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不仅支持到自己的家人，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身后业已远离、甚至是正在凋敝的土地，不仅要求你捐钱，如果是在村子里建图书室，还要求捐赠人先找到一间可以做图书室的房子，要求找到人兼做图书管理，还会邀请他们加入捐赠的过程，参与选书、整理、打包、发送、回访，这样带给家乡的，不仅仅是一个图书室。这本身就是一个公民参与、公民行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每个人都是行动中的一员，在用自己的参与反哺土地，回馈家乡，参与公共事务，
曾经有一个企业找到梁晓燕，要捐出300万建1000个图书室，但她拒绝了。“我们希望这所乡村图书室是秉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建立的，不是给予，不是扶助，而是合作、共建和分享。”乡村图书室不仅弥补当地不足，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建设的可用型的平台，这让邱璐看到了个体化的民间公益行为与大量的、集团化的国家行为的不同。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平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缺图书室、缺书，如果只是讲规模比数量，别说1000个了，就是10000个也只是个数字而已，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邱璐正式进入乡村图书室的工作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5·12地震。几乎全国的公益组织都在动，“天下溪”联合其他与图书、出版有关的志愿者发起面向灾区的“千秋助读”，紧急募集了一批图书，赶在“六一”之前送到四川。
那一次，“千秋助读”一共在灾区设立了50多个帐篷图书室，邱璐头一回做公益，没想到赶上了这么样的一件大事儿。她从单位请了假，全程参与，从在北京接收图书、装车皮发运，到成都后又负责分类发放。邱璐在成都，每天接待不同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按他们的需求分拣图书，再由他们想办法把书送到灾民和孩子手里去。对中国民间公益和NGO原本所知不多的邱璐在短时间里接触了大量参与救灾的一线机构，地震之后百万志愿者、上千公益组织聚集到四川，环保、妇女、卫生、教育……紧急救援阶段不同的组织都在做近似的事情，热情高涨，人人投入，忙得不可开交，也乱得不可开交。面对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头绪那么繁多的需求，任何一个机构、一个团队都无法完全承担，很多的团队和个人形成一种接力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机构各负其责，像“天下溪”这类在北京有图书资源的在北京募集并运到四川，然后把信息发布出去，发布给那些已经在帐篷里开展工作的一线组织。叫第三部门也罢，叫NGO也罢，整个公益事业、公益行为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不可能一家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希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合适也不专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都像是这幅“拼图”里的一个部分，各有自己的专业和分工，拼成一个完整的图。
那时候邱璐还在出版社上班，回到北京接手了乡村图书室的运作，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志愿服务，暑假期间又请假去了一趟四川。这一次，她有机会去到了灾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