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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118 名二年级学生按照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27岁的任课女教师帕敦发觉，判定为剽窃，这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
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女教师愤而辞职。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
帕敦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纽约时报》在2月份报道时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老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而更让我们感觉到“诚信”二字那沉甸甸分量的是——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在2月上旬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有人对一位身着 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生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媒体的感慨代表了许多人的忧虑：今后这一社区的人出去会被人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遗憾的是，这样不诚实的标签就被贴到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这个中国留学生很聪明，他发现了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于是总是逃票，曾被抓过3次。毕业后，他到一些跨国企业求职，全部被拒绝。他最初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在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他问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其中的缘由，双方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拓展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不录取我？”
“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3次逃票记录。”
“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
信水长流（2）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诚信，实际上是个人和企业的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许多有过在美国或欧洲生活经历的学者或学生都能体会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恪守“信”字，都有“信”是立足社会之根本的认知和行为。这样的讯息自然带到了国内，人们惊羡西方的信用环境。联想到国内某些商人的欺诈行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讲信用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离信用距离很远。
其实，自古以来，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视“信”，主张人无信不立。而且，东方的“信”，主要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西方主要通过制度惩戒来进行有所不同。
春秋时期，吴贤公子季扎出使鲁国，途经徐国（今安徽泗县一带），拜会了徐国国君。徐君喜爱季扎的宝剑，但嘴里不敢说。季扎从徐君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因为出使鲁国，需要配剑以示国家的威仪，季扎当时没有赠送给他，暗想，自己出使回来，一定将宝剑呈送徐君。出使回来，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他就解下所佩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为什么还要送出宝剑呢？季扎随后留下了千古名言：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就是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我的心愿呢？
近代的徽商和晋商，起家和持家也都是以信为本。
《安徽通志》有记载，清代道光时期，徽商唐祁的父亲曾经借了某人的钱，结果债主说借据丢了，唐祁于是将钱如数偿还。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相传以为笑谈。唐祁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确是真的。”
今天一些人想必对唐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唐祁来说，按照规矩还钱，天经地义，根本不该想着自己吃亏与否。那个时代，商业信誉一直被视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支赫赫有名、盛极一时的重要社会经济力量，那就是晋商。《易？系辞》记载道，晋商在尧舜禹时代开始出现，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五百年间，晋商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晋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支队伍曾在明清年间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10大商帮之首，因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在世界经济史学界，晋商也与意大利商人享有同等的显赫地位。纵观晋商辉煌，最主要的秘诀就是两个字：诚信。
正如梁启超的评论“晋商笃守信用”一般，晋商把商誉视为命根，把信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讲求诚信，自然也就人气和利润长流。作为晋商代表的祁县乔家，曾于包头复盛油坊装运胡麻油，返回山西销售。一次，经手的伙计为了谋图厚利，在胡麻油中掺假，乔家发现之后，立刻倒掉重装，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却招来了近客远商。乔家第一代商人乔贵发在乾隆年间，与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因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窘境。此时，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颇有好感，不忍眼睁睁逼他们破产，于是相约3年之后再收欠账。3年之后，乔贵发不但还清了欠款，生意亦重新复兴，广盛公也改名为复盛公，而这已经到了嘉庆年间。晋商祖辈的确出现过经商遇险破产的情况，但是，当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之时，他们对本来无需承担的陈年旧债，也主动代先人偿还。凡此种种诚信之举，于晋商之中屡见不鲜。
晋商的诚信，造就了整体的“信水长流”，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晋商与蒙古人之间就建立了诚信关系。对于绝大多数的蒙古人而言，他们只要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之后，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甚至，他们还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此外，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晋商与蒙民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须办到。曾经有人对山西旅蒙商人的成功作了总结，认为晋商“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信水长流（3）
对于金融这一行业而言，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便是“诚信”二字。当晋商涉足这一行业时，则充分显示出了“诚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得以风行天下，凭借的正是“诚信”。作为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持有这样的观点：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在清朝末年间的一天，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饭讨了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那张汇票已经历时三十多年，但是日升昌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之后把钱办成了汇票藏在身上，却不幸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三十多年后，老太太从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中无意摸到了这张汇票。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正是凭借“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之道，声名大振，称雄全国500年有余。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中华老字号同仁堂一直恪守诚信不欺的经营原则。几百年前，他们就有一句堂训：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中医将人体的病症归为“和合”的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药炮制与研磨都叫“修合”。同仁堂人说，尽管许多工作客户是看不到的，但他们的存心可与天鉴证。磊落与坦荡，可见一斑。
有学者研究当代东南亚华商企业的成功轨迹发现，重信誉是华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商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就可以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