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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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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 1929 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 1927 年底到 28 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 1930 年 6 月到 8 月。三次是王明路线, 31 年到 35 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 50 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 AB 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 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 AB 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 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 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 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 28 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原文如此)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 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原文如此,似有遗漏) 
(总理:毛选一卷 37。5。3 和 37。5。7 两篇文章。)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 1927 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 1938 年。 
(总理:可学主席 1937 年 11。12 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 1942 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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