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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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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

周恩来 
1969。05。14 
同志们: 
传达“九大”会议,我们总结了在北京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传达“九大”的经验,采取了一个较短会议的方式,另外九大文件,本身三次经主席审阅的新闻公报,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新的名单,全部登报了。现在登在《红旗》第五期上,大家每位可一读、再读、三读,再来念它就浪费了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也不见得好好地听,因为你们晓得本本么,这一次我们就免了这四个新闻公报,就是九届一中全会的新闻公报,那是发表了。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特别是选举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副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4 月 14 日讲话,林副主席怎样谦虚,更是值得我们热爱、支持、拥护。 
关于“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次讲话,两次是 4 月 1 日开幕词, 4 月 28 日一中全会讲话,刚才宣读了两次,文本已经每个单位印发了,在这听了外,又可回机关各单位分组念给你们听,原准备读两次,每读一次时间就半小时,这次也免了,也是当机立断的节约。 
还有一次是谢副总理念的。 4 月 14 日在孙玉国讲话后讲的一段话,就是公报中谈到的“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许多同志问,“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讲的什么?谢富治同志宣读了两次,加上他的讲解,可以说是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还有在 4 月 14 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九个同志的发言,谢富治同志提到我的发言,另外八位同志的发言,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黄永胜同志、王洪文同志、陈永贵同志、孙玉国同志、尉凤英同志,纪登奎同志,都印发给各机关了,又可以节约一部分时间。 
现在我也宣读,是公报上没有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大开会期间邀集部分同志,主席团秘书处十二位同志,就是公报前一列的,还有各大组负责同志。九大开会是每个单位一个小组,政府机关一万人,代表二十九人,加一起是四十五个单位,今天有五位出差,抓革命,促生产,其余今天都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小组,九大共有四十五个单位,各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单位,共二十九个单位,北京市一个单位,北京市的代表协商是很充分的,政府机关也学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另外军队方面有十个单位,十一个大军区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 80 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交流彼此经验,总经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原文此处有“军区”二字,似为衍文,故删去。编者)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六个大组,毛主席让每个大组推出两个人,从中央老同志中象董老找出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加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同志谈过两次,又谈过一次选举问题,我把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内容很多,合成一个内容,当时没有录音,没有速记,个人记个人的,对起来也困难,从北京取得经验,各单位传达不全一样,加以整理,今天传达的比较好一点,你们说政府机关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还是念,加一点解释。 
就是秘书处几位同志加另外几位同志,即 4 月 11 日、 13 日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召见会议,是个人笔记,未经毛主席审阅,记错了我负说错的责任。(以上为周总理讲话,下面开始传达。括号内为周总理和林彪的插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 26 年, 27 年, 28 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 1927 年 12 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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