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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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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起,这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经济主义进行反扑,不仅经济主义方面,还有其他方面进行反扑,进一步夺权斗争,夺权是必然的,这是反动阶级向我们挑衅,全面的阶级斗争嘛,党号召我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所引起的这个夺权斗争,并不是说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单位,机关,团体都要夺权,这样就不是一分为二,这就没有阶级分析了。夺权是夺应该夺权的地区,企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权。但是这必然会有连锁反应,农管不该夺也连锁反应了,这些一月份给你们座谈了,二月份也讲了连锁反应,所以势必带来连锁反应,必须要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夺权斗争在二、三、四月份可能看出一些眉目,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看来,可能时间还要拖长了,到二、三、四、五月份。所谓决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就是决战,不是一切都解决了,所以主席讲,明年二月三月四月看出结果,夺权首先是地方,全国有二十八个省市,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直辖市天津,变成了二十九省市,还有专区、县、公社、一般地说,顾不过来,有些地区搞了,最近中共中央发了通知,大队,生产队春耕大忙,不进行夺权,二三四月不能普遍铺开夺权。中央机关里权权斗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现在眉目还未看清楚、企、事业单位更慢了一些,为什么这样?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最高统帅提倡的由下而上的发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夺权没有历史经验可学,自己摸索,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北京革命群众的报纸,我不确切信,我只讲我自己的看法。主席讲主要二、三、四月份看出眉目(记录不清楚)现在只是估计,时间晚一点,早一点,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搞内战,但内战以前已经有了,四五年日本投降,四六年就进攻,大规模是四六年七月到四九年六月,三年半不到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四七年主席在陕北时估计的时间还要长一些,时间来得快一些,主要看主席的方向,方针,预言对了。中心是今年看清眉目,明年看出结果来,这是带偶然性的,工作得好,快一点,做得不好,就慢一点。同志们很着急,何必着急,急不行!现在同志们提出问题,觉得三、四月是决战,现在在房子里坐不住了,写给我信,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等不急了,还有四、五月嘛,何必急呢?不是两个月过去就没有日子了。“三结合”,应该夺权的地方都得“三结合”,我从一月份,就讲“三结合”,首先在财贸口讲,在外事口讲,直到现在还没树立起一个典型,不能责怪谁,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没有经验,我们两个月也在摸索,不断总结,不是这两个月过去了,决战的日子就没有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我现在给你们讲一讲,现在已经实行“三结合”有临时权力机构的,有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五个单位,五个单位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这样,拿黑龙江讲,革命委员会,昨天晚上(二十号)谈之前还没有正式成立,一个夺权组长不是领导干部,一个组长是哈尔滨师大的学生,两个副组长,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而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一个十、七、八人的领导小组,虽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已经站出来了,军区负责人支持革命造反派负责夺权,原来夺权只请他们作顾问,我解释了,才参加“三结合”做委员,直到这时才通,因为革命的学生说,如果让他们做组长,我们就变成阿斗怕做阿斗,就不要诸葛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诸葛亮,问题在你需要不需要,不在形式,关于“三结合”《红旗》杂志第三、第四、第五期社论都讲过这个问题,革命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三结合”的核心,骨干力量,革命群众为基础,解放军代表为柱石,这样一讲就讲通了,经验和教训大家认识到,五个单位夺权,黑龙江比较早,还是这样反复缺乏经验,问题是方向对不对?是前进,不是后退。目前夺权有十个省市,北京也是准备夺权的单位之一。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就准备夺权,在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说为什么光开大专院校红代会,不开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中学生红代会,革命干部代表会呢?过去中学生批评我们只注意大专院校的工作,不注意中学生的工作,三个代表会最近准备召开,开农代会、工代会、中学生红代会,既然开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大会,三个代表会先分别开,然后再合起来开全体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再开个群众大会祝贺。上海来得快,工人提倡议,后来边开会,上海各农村,不叫上海公社,怕全国都照抄。国家名称也得改变,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这没有必要,后来改成革命委员会了,天津也筹备,也在开各种会议,筹备中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两(记录不清楚)噢!这里我讲错了七个准备夺权的省市,十个条件不成熟,先准备军事管制不成熟,左派组织代表没产生,好多派争执不下。过去是对当权派斗争,主要是对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上。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相比之下,保守势力弱小,造反派力量强起来了,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到今年一、二月份夺权,革命组织内部发生的争论,不易形成左派大联合,这时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出来亮相,另一方面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同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毫不留情地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地毫不留情地亮相,取得群众同意……。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三结合”条件不成熟。在当地工作需要抓工业,作业,交通运输,卫生,财贸。春天来了,瘟疫多了,这样就发生需要过多的办法。需要军管,但这种军事管制,必须说明,跟初解放时的军事管制完全是两种性质。那时是共产党领导,打下了天下,把国民党赶出海,由上而下一一排除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抛开外,一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都包下来。新的机构实质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基础上,人事制度也包下来了。四九年不能说是彻底的夺权。因此,继续了十七年夺权斗争,十七年由下而上不断地进行夺权斗争,如农村清匪反帮,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政治斗争,六二年党内批判,提倡阶级斗争,六三年春起,进行三年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都是夺权斗争,一般的来说,都是自上而下领导发动的,只有六六年五至六月份,“四大”才是最高领导毛主席发动的,这是真正由下而上彻底地群众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群众几万万人起来要把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去年的七个月,就作这样的准备,今年一月上海革命群众进行了夺权。夺权如果说是决战,这就是决战。这样的运动条件,不成熟不能急。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是好的,农业工业都超额完成了计划,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经济作物都超额完成计划。今年就应该继续增产,……,工农业,第一季度过了,必须赶上,但是夺权斗争还没有抓起来,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作瘫痪了,过渡的办法就是军管,但是不同四九年,五○年军管。这是自己专政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在解放军保卫的基础上,只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要一分为二,一九四九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群众运动本身没有形成,虽然也是敲锣打鼓,但那是群众的热情,而不是行动。这次运动是城市群众自己起来行动,这样夺权,条件不够先等一下,军管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地方省市、专区、县都可以这样。条件成熟的有七个省市,还有七个省市情况不明朗,五个省市已经夺权了,十个准备军管和已经军管了,这是全国的情形,不管怎么样,三、四月份准备,五月份再试验,差不多了,这是对全国地区来说的。机关来说财贸口,本身或下属企业单位,个别企业单位,刚才说了条件不成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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