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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胀尽�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过50年再恢复政治名誉现在简直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社会的康复当然有好处。不过我还是要请求生前恢复政治名誉。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在报告中和大家的发言中都谈到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等等，我觉得这样提也是得体的。
大家知道，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可是全会上的问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提出，党员们也这样提出。这些天来，这些问题其实也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和发言中再次提起。我认为，我发言中唯一的错误在于我的发言不是时候——我不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提出来。
看来我们大家全都应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
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以及我的发言中，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1987年）所谈的那些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痛心，请求代表会议撤销中央全会就此所作的决议。如果认为可以撤销，此举将可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为我恢复名誉。这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将符合改革精神，符合民主精神，而且，以我的感觉，这将对改革有所帮助，为人们增添信心。
是的，社会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哪怕进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们走的也只能是这条路。（掌声）
不过，大多数后来发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总书记及其亲信的示意，还是以惯常的战斗激情，继续狠批叶利钦，最后他的恢复名誉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也许，让我来谈同叶利钦同志发言有关的事情，要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更难。这倒不是由于事情也牵扯到我。不过，也该是厘清事情真相的时候了……
不应该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叶利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看来，他所拥有的不是创造力，而是破坏力。他对改革过程，对党所认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评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责备中央书记处的内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为。我想指出一点，作为市委书记，他本人却从来不参加书记会议。我还要说，有一点让人很难相信，那就是他身为政治局成员，应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一开就是八九个、十来个小时，而叶利钦却几乎总是从不参加讨论那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从不参与那些全国人民等待着的决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这是事实。难道这就意味着党内同志式的态度？中央书记的工作，中央机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不就在于帮助地方做好工作吗？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叶利钦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变得更灿烂了。过了不多时间，尽管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了愚蠢透顶的阻挠，但他还是以巨大差额胜出自己的选举对手，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会议真的为他“恢复了名誉”，那也许就不会出现新一轮酝酿破坏事件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失宠”反倒帮他赢得了选举。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上层”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其实这里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这种策略愚蠢到家。遗憾的是叶利钦本人同当时他的“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在自己的书里甚至还写道：“我是这个制度培育出来的。”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跟欺侮过自己的人算了一笔总账，把党给查禁了。他不过是个我们土生土长的罗宾汉，他的斗争对象就是党的高层，因为他当众受到了对方的鞭笞。他赢了。于是他怀着一种痛快的心情把对手侮辱了一番。至于他同时也把1900万共产党员推进了污泥塘，那就无所谓了！至于法律受到了践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了俄罗斯的大老板，成了“沙皇鲍里斯”，他对此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
20年一直待在党的机关——这会使性格产生严重扭曲。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如果我还相信叶利钦是“真诚地入党”（这是他的话）的话，那么，1990年，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种故作姿态的退党，其真诚性就很引起我怀疑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上，在党死亡之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掌权之后，情况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要说好的变化，那可是绝对谈不上。
19次党代表会议表明，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认识，虽说当时还不太成形，稍后不久，这种认识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表述出来，那就是：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必然也要求进行变革。这一点使我们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工作的干部特别感到不安。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经济管理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会集中到党的领导手里。但与此同时，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实际上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在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把党的机构所制订的决议草案赋予法律法规的形式。选举机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各级苏维埃的威望也越来越不显著，尽管就其本质和潜力而言，它们实际应该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条件。
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苏联共产党，在19次代表会议上最早宣布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就像过去那样，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第15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进行总结，并对党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进行讨论。第二个问题则是党内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的都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讲的话很对：“今天应该有勇气承认，如果政治体制僵化，没有变革，那我们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
接着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七项原则一样，又列举了政治改革的七项原则。不过，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天平明显地向立法倾斜。
就在总书记到代表会议作报告之前，政治局按惯例进行了讨论。我又没有沉默：
“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行政部门的削弱。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让我们按照经典的三权分立的办法来明确划分它们的功能吧。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种权力的作用范围。如果要把全部权力——我再说一遍：是全部！——都划归苏维埃的话，那依我的看法这样是不正确的。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受到了责备。又是老一套：我总是护着部长会议啦，我不懂时代的要求啦。于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说出了自己对这些听起来吓人的所谓“时代要求”的看法。它们完全是同基本的、经典的三权划分相矛盾，同最起码的有头脑的意见相左的。那一次的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不过，政治局中通常总是那样，遗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数。总书记明白，把苏维埃端出来起作用的想法，准会在老百姓当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支持，至于细节问题嘛，可以在干起来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我在这里谈自己对预定把全部权力交付苏维埃这一问题的立场时，我要强调一点：我绝不反对给予苏维埃以实际权力，但我那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当我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厂长的时候，我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了。当代表的那些年里，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可要比苏联宪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级苏维埃情况也是相仿佛。
这种局面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的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