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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邻居的进攻为借口，沿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边界进行空中巡逻。
在北约新成员国——波兰、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国土上，很快就会设立反导弹系统，目标很可笑，为了防止可能来自……伊朗的核打击，尽管没有这些反导导弹德国、土耳其等北约国家本身的“遏制性武器”就够多的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约潜在成员国乌克兰的地图吧。从可能出现的核导弹打击来看，从哈尔科夫、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各州领土上向莫斯科和中央俄罗斯各大城市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飞行时间仅仅只要几分钟。要是想跟踪和拦截由俄罗斯腹地发射的导弹，这显然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位置了。
所有这一切比我们乍看起来要严重得多，也危险得多。基辅一家有影响力的周刊（2000）报道说，不久前美国举行一次参谋部指挥推演，推演过程中详细制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后俄乌发生武装冲突时对俄罗斯进行核弹攻击的脚本。报道的来源我不清楚，但如果有过这次推演，我们的总参谋部不可能不知道。根据1993年俄联邦军事条例规定，当俄罗斯遭到攻击时，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的打击将不可避免。正如常言所说，这种设想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目前，我国抵御北约处处向我边境进逼的政策还很难说是有结果的。在这些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的态度还缺乏一贯性。比如在俄罗斯领导人知情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们完成了一次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横贯全国的旅行，而且到处对青年大学生讲，这个组织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组织，加入北约大家庭是“莫大的幸福”。
似乎在华沙条约解体之后，人们就应该认为北约的进攻行动是无可避免的了。无论是谁想出什么理由来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辩解，都将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巨大失败。
乌克兰政治势力的残酷对抗正在发展，后果很难预料。显而易见，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推行的武装政策，绝不会给乌克兰及其优秀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
只有清醒的政治家掌握政权，消除现任领导培育和制造的各种矛盾，兄弟的乌克兰方能出现和平。可以预见，对大多数乌克兰人民而言，这15年的噩梦早晚会变得无可忍受。
第11章 苏联：从改革到解体（上）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党内局势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