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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很不走运，因为顷刻之间不仅姓氏变了，名字也变了。有一个人叫尼古拉？斯克沃尔佐夫，现在变成梅科拉？什帕克。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叫菲利普？霍赫洛夫，现在他成了佩鲁普？丘比耶夫。库兹涅佐夫变成了科瓦廖夫，杜比宁变成了德留科夫，克留科夫变成了加科夫，而波尔特诺夫则成为克拉夫佐夫。
人们看到这些新名单，纷纷向选举总部及其地区委员会发起进攻，抱怨计算机无知。比如，由于自动翻译的结果，宗季科娃变成了帕拉索利金娜，普戈夫金变成了古德济科夫。地址的变化更令人吃惊：沃罗夫街变成克拉季日街，泽姆利亚尼奇内村变成波卢内奇内村……真是疯人说梦话。
这些事如果不是可悲，也实在是可笑。作为一个出生在乌克兰顿巴斯的人，笔者在写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消灭俄语的可耻行径时，心里很悲伤。我们俄罗斯人一直同乌克兰人比肩过着普普通通的劳动生活，我们相互理解，我姓什么姓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我喜欢他们那犹如唱歌般悠扬动听的说话声，喜欢乌克兰的幽默，喜欢那亲切的歌声。我有许多乌克兰人朋友，我珍视他们的友谊，总是为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现在在“独立的”乌克兰感觉如何？
政治家先生们，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你们干这些事是为了什么？你们是否以为你们这么干将来都能逍遥法外？你们唆使亲兄弟反目成仇，难道不怕早晚得负责任？
我想用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伟大作家果戈理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章。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究竞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只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认为小俄罗斯人比俄罗斯人优越，或者俄罗斯人比小俄罗斯人优越。上帝对这两个天然造物所赐予的实在太慷慨了，而且就像故意似的，让他们互相拥有对方缺少的某种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说明他们应该相互补充。为此，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历史本身也是互不相似的，而这正是为了造就他们不同的力量和性格，以便后来再结为一体时，能为人类构造出某种最完美的东西。
第 10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近来对“独立的”乌克兰国内的局势，出现了许多分析文献和报刊文章。但它们对那里的事件，经常有着简直是针锋相对的解读。可以理解，有些作者由于特定原因，对乌克兰人民身受的痛苦抱着恶狠狠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另一些作者则不知羞耻地为这个国家所有阴暗的东西涂脂抹粉。
我不想再把乌克兰社会生活中一切负面的东西拿出来仔细描述一番了，说实在的，再揭这些烂疮疤也没有什么意思。前一章里我力图说明，人们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是怎么越变越糊涂的，也揭露了某些人利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道德面貌。我无法绕过俄语这个现实的题目，因为我本身，上面已经谈过，就是顿巴斯生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的一些亲人，他们的先人几百年来就在那里说俄语，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
对于我们这些身在俄罗斯的人来说，班杰拉分子在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举行的那一次次亵渎苏维埃祖国爱国者坟墓和纪念碑的游行示威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人们力图搞垮乌克兰大地上的正教、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动进攻的见证人。
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乌克兰依然不平静。议会在沸腾，政党联盟同“橙色革命”的拥护者正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战争，国家总统、议会和执政当局正在搞权力再分配。老百姓在尽过自己的义务，对所信任的政党投了票之后，结果还是只好听凭灾难和痛苦来折磨自己。上层的斗争还在继续。
不管是按民族特征、宗教特征，还是按意识形态原则，人民都统一不起来。有共同的领土，但却没有统一的社会。国家实际上是由两部分，即由东部和西部组成，因此我把本章的题目叫做“二合一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最残酷、流血最多的战争，它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人们尽管政治追求不同，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但所有的人都受到同一种热情的鼓舞，那是一个英雄主义无远弗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
但事情总是这样，在高高的浪尖上，总会有肮脏的泡沫在漂浮，更何况是在这么一场世界性的大震荡之中。在这场战争中，这肮脏的泡沫就特别表现在民族主义分子的部队同法西斯德国的合作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专门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暴行进行了审理，并作出结论。自纽伦堡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国际审判以来，已经过去了60年。7名法官，英、美、法各出2名，苏联出1名，代表国际军事法庭对具体人员作出宣判，对那些同法西斯主义有这样那样联系的组织进行了罪责认定。
现在，联合国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对待纳粹主义方面不仅继续坚持当时采纳的观点，而且在这方面更有了相当的进步。
苏联严格遵守国际军事法庭的立场。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决定，对那些经指认与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具有反本国居民罪行污名的人员和组织，无论其犯罪事实发生时间多么久远，均予以审理。
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公民牺牲的人数以千万计，遗憾的是，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却跟法西斯德国合作。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外高加索、北高加索、中亚也有人参与其中。但表现得最卖力气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即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黑色的一页，最悲惨的一点是，这一页出现在我们祖国最危急的关头——出现在一个被称为是伟大卫国战争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以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处置了这些存活下来的附敌分子，断然拒绝了任何对这些叛徒进行辩护的企图。搜寻罪犯的工作，一直继续到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尽管犯罪事实发生在很早以前，但所有被查找到的罪犯仍要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些可耻的事实似乎已永远成为往事。但统一的国家苏联被破坏之后，在战争期间第三帝国军队曾经活动过的某些国家和前加盟共和国，那些跟法西斯分子合作过的民族主义分子部队的参加者又抬起了头。给他们恢复名誉，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国家把他们作为二战参加者发给他们津贴，甚至鼓励这些“老战士”聚会。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那里会发生这种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争取主权的斗争和乌克兰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一切都可以拿过来作为武器，其中也包括跟法西斯德国肩并肩同自己国家厮杀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国家当局和部分社会公众对这些行动的公开支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什么简单的过往时代的“历史回声”，而是他们的一条目标明确的政治路线。
时至今日，在取得独立之后，有些地方仍在对这件事进行辩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3个共和国需要向世界显示，它们不仅在改革时期，而且在很早以前，便已经为主权而战了。这些国家的新当局对权力大位觊觎已久，他们很需要那些同德国侵略者携手跟本国人民作战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于是被征召起来。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同苏联进行斗争时，把部分赌注押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反共势力身上。在某些国家，种族民族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直接为那些曾同纳粹分子合作过的人辩解的理由之一。
为附敌分子恢复名誉的这条主要路线，表现为尽力把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同跟法西斯德国合作说成是两码事，或者把在附属于法西斯军队的民族军事部队中服役说成是为解放本民族而进行斗争。
不过这可以说只是一种最一般的情况。而为了分析产生的种种原因，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有所说明，必须对上个世纪的近现代史做些题外说明。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内战时期。当时在解体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领土上，一下子诞生了两个乌克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