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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1月10—13日期间，集中组织了大量公共汽车，从共和国其他城市免费向维尔纽斯的“战略目标”运送居民，有的车上还装满了免费的食品和热饮料。汽车还拉来了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和各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大楼内的武装保卫也加强了，建筑物周围用卡车构筑了路障，阻挡了通向它的道路。
1月12日晚立陶宛拯救民族委员会散发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共和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传单，建议停止播放“挑动骨肉相残的节目”。但是这个呼吁书并未能送达，因为在议会中工作的工人们，只要手持呼吁书，就会遭到毒打，还有一部分则被“萨尤基斯”武装人员拘禁。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这些行动，引起工人和志愿队员的极大愤慨，他们于1月13日后半夜回到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大楼，然后又从该地奔向电视塔，武装的分离主义分子正在那边不断煽动群众的激昂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防止大规模冲突，解除武装分子武装，以保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员，同时也为了制止电视节目煽动居民发生流血冲突，苏联内务部所属内卫部队指挥部和维尔纽斯卫戍司令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了两支队伍。每支队伍由190名军人、14辆装甲运兵车和将近50名志愿队员组成。
事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大家都清楚，其中也包括苏联总检察院的一批材料。在分析了立陶宛当局一月悲剧事件发生前最后几天的举动后，可以再次得出结论：这样的血腥场面正是他们渴求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当时共和国内抗议的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兰德斯别尔基斯和他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失去支持。因而需要采用一切手段以挽救自己，挽回正在丧失的威信，将那些不再相信他们和动摇的人再拉回来，哪怕是能拉回其中的一部分也好。于是他们便选择了流血的道路。同时，他们还必须让我们的国家难堪，要造成民主在这里正受到暴力压制的局面。以我的看法，这正是他们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的利益所在。
第二个需要使用强力手段、但又不想流血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从1989年夏天起，特别是当俄罗斯的领导权落到叶利钦掌握之中后，就看得特别明显，苏联总统的权力正迅速地离他而去，就像沙子从指缝间漏出一样。于是他开始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一会儿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他增加权力，一会儿又有道理没道理地到处发表演说；又是修改宪法，又是建立总统委员会。结果是8个月后他被搞下台了。有爱说俏皮话的人挖苦说：总统委员会是个早产儿。到了1990年末，戈尔巴乔夫撤销了作为国家主要管理和执行机构的苏联部长会议，代之以苏联内阁，即总统的办事机构，同时还设了个副总统的职位。
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而在1990年3月11日之后，立陶宛实际上也已不再从属于中央。考虑到该共和国局势已经失控，而政治上的说教又丝毫不起作用，所以在该国必须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制。我相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同意这样做。代表们看到国家局面如此危险，便毫无阻力地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提议。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应当对立陶宛的事态负全部责任了，但他却不想负责。一旦出现尖锐的局势，比方像在第比利斯那样，戈尔巴乔夫就总想躲到一旁。
关于总统直属管理的建议不仅来自莫斯科，也来自立陶宛。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见证说：
我要揭露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在维尔纽斯发生“流血的星期天”之前三天，就是1990年1月 10日，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到莫斯科去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是他亲自安排的。由于我们未能按时赶到，戈尔巴乔夫派尼沙诺夫接待我们。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在立陶宛临时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我们相信，只要戈尔巴乔夫和兰德斯别尔基斯直接对话，对立双方的激烈情绪就会平息下来，灾难性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的危险就会远离人们。尼沙诺夫说，总统知道立陶宛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然后他告诉我们，遵照总统的指示，已经起草了关于实施总统直属管理的命令。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而兰德斯别尔基斯身边由美国的和德国蜂拥而至的“顾问”们，准确地说就是一帮职业间谍，他们通过媒体，将局势炒得热到极点。“萨尤基斯”分子很渴望流血。遗憾的是流血终于发生了。
1991年1月10日，悲剧发生的前三天，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说，实际上局势已进入死胡同，他特别注意到苏联各机构收到成千上万来信，要求在共和国恢复宪法秩序，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接着又是一通说服、劝诫和警告，要求立陶宛当局要懂得它在共和国人民面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月12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召开了联邦委员会的会议，研究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形势问题。会议强调，首先要采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会议采纳了总统的建议：向立陶宛共和国派出联邦委员会代表，弄清当地形势，并研究提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记者，试图说明自己的立陶宛政策。他强调说，他一直努力想以政治手段将事态的发展拉回宪法轨道，但受到巨大压力，包括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压力。同时还宣称，他不想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决定采用虽很严厉，但仅限于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提出警告的做法。总之一句话：“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到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
1月 17日，星期四，所有中央一级报纸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件的声明。声明对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正面评价。声明还说，立陶宛共和国的广播电视本应促进建设性对话，但相反却是在不断使形势激化，宣称立陶宛与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并把苏军视为占领军。政治局文件最后再次呼吁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评估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时应表现出慎重的态度，等等。
1月18日，星期五，《真理报》头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波斯湾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而立陶宛只占了版面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这样，伊拉克似乎成了比自己内部最最迫切的问题更为敏感的焦点。当天《真理报》的头版还发表了一篇在那些日子似乎“轰动一时的”材料——“咪咪猫和朱朱狗”。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待1月13日立陶宛事件的态度表明，他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回避类似的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个旁观者，对一切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我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的。我在撰写本章时读到许多有关事件的报道和材料。那些捍卫立陶宛宪法制度的人，还有那些卖力破坏它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一切情况。有些人还证实说，戈尔巴乔夫曾与分离主义者有勾结。这一点虽难以相信，但这个说法却始终阴魂不散。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局势，被西方及其特工部门所利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早就在政治牌局中玩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张牌了。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冷战”年代，他们找到各种原因和借口向苏联施压，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反对极权政治等问题。我看，那边有些政治家甚至未必知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位于何处，但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给世界各国端出来的一道现成的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民族主义运动雏形方显的时候，外国特工机关就立刻把手伸了进来。他们在立陶宛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狂热的活动。
现已确知，正是西方特工机关操纵了兰德斯别尔基斯的行动。也真应该佩服他们，把整个行动从策划到实施都干得非常漂亮。正如前面所说，他们把公众对立陶宛新领导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怒，成功地引向了对莫斯科的抗议。他们把指向内部经济问题的矛头，成功地对准了中央，让一切都在民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