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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向他们通报了巴库的情况，建议他们立即飞往该处。克留奇科夫当时就说，他没有必要去，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他的副主席。巴卡京则说，要想恢复市内秩序，就一定要通过实行非常状态的决议，也就是1月15日没有通过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场向助手们保证，要把他的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找来。两座楼都在克里姆林宫内，彼此离得很近，也就是过了十来分钟，卢基扬诺夫就到了。又向他说了一遍巴库的情况，并告知现在亚佐夫和巴卡京都要飞到那边去，以防止发生后果难以逆料的混乱和群众骚乱。戈尔巴乔夫委托卢基扬诺夫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下达命令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卢基扬诺夫对立即通过决议的可能表示质疑，结果得到了一句回答：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过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局势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再等了。”
至于一切到底是怎么办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主席团会议没有请我参加，一整天也没有人再跟我谈下令的问题。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下令的事终于还是通过了：从1月20日零时起，巴库进入非常状态。有一个问题一直对我是个谜，就是命令签署后，为什么没有交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电台电视台播出。问题在于媒体工作不是由政府领导，而是由党中央和它的某些部领导。我想，那些日子的事件中存在的这个空白，迟早总会曝光的。这难道是通过和签署命令的人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保持沉默？也许回答已包含在侦讯材料中。
深夜11时左右我驱车回到家里。不等进屋，政府专用电话的铃声就响了。打电话来的是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阿亚兹？穆塔利波夫。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原先他在共和国计委任主任，我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声嘶力竭叫喊说，部队正向市里开进，正在交火，他还请求停止派遣部队进入。我要他过半小时再打电话来，给我点时间了解真实情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需要从不同来源了解信息。我当即又用电话要了普里马科夫和亚佐夫。是亚佐夫接的电话。我向他转述了穆塔利波夫打来的电话，请他说说当前市里的情况。国防部长以军人的干脆利落告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命令，部队和内务部队正向市内开进，以便在宣布非常状态（1月20日零时）之前占据市内指定地点，维持社会秩序，制止群众性骚乱。他们是按计划行动的。但他报告说，在部队前进过程中，遇有卡车和公共汽车筑成的路障拦住道路。武装暴徒从墙脚和屋顶猛烈开火。部队已有伤亡。只有朝我们开火，我们才予以还击。
他报告以后过了不几分钟，穆塔利波夫又把电话打进来。我把亚佐夫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要他对人民阵线的头头及其国防军事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施加影响，要他们停止对部队开火，避免无谓的流血。在结束这次沉重的谈话时，我坚定不移地对穆塔利波夫说，考虑到共和国，特别是巴库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会停止派遣部队进驻市内。
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巴库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有关内容写得太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个事件免不了立场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装暴徒，还有无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国的大众传媒，还有中央的某些媒体，把俄罗斯士兵说成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具有兽性的人。人民阵线非常善于操纵大众的社会意识，他们自诩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处处都要与中央作对，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为敌。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政治煽动分子这回又捞到了一个打击军队的机会。他们所攻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东西：军队、军事工业部门、航天等。他们领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当回顾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不由会把那些事件拿来同后来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发生的一些情况相比。过了不久，城市和乡村又冒出了烈火浓烟，有那么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布纳哈切万为独立的共和国，说来也巧，首都还是选在连科兰。那位“合法总统”在他那山村故乡只是抖搂抖搂胡子，于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员、我的副手盖达尔？阿利耶夫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挽救局面。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无论事情发生在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还是俄罗斯人身上，又怎么能怪罪于人民，怪罪于普通百姓呢？如果这样，就实在是对所有那些1988年以来高加索冲突中所有死难者的一种侮辱和亵渎，其中也包括1990年1月的死难者。任何罪恶行径的阴影都不应该落到人民头上，不管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还是巴库。有头脑的人总是会把兽性的人群同总体的人民相区隔的。极端分子和坏蛋只是其中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
笔者在本书中谴责的，不是阿塞拜疆人民，而是阿人阵的那帮政客，是它的那些头头们。正是那些家伙，在那已经成为过去的1990年1月，把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深渊。在那次可怕的冲突中，他们，唯有他们才是罪人。他们为了攫取政权，难道还会考虑什么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吗？
有个民主派撰稿人，大名叫努伊金，他在1991年年末毕生头一次来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而且在那边的候机大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他在刊登于民主派报纸上的文章中，把这两个民族一个称为牺牲品，另一个称为刽子手。请问，这么一篇文章，能起什么作用呢？民族之间的纷争，无论是一次冲突，还是一场内战，总是会具有残酷和难以调和的特点。难道可以因此而归罪于某一个民族吗？被割掉的耳朵，当着亲人的面进行严刑拷打，号召俄罗斯同亚美尼亚人一起打一场反对阿塞拜疆人的战争——这些还远不是这位民主派撰稿人先生捏造出来的所有罪名。不过．难道他只是唯一曾经试图而且现在依然念念不忘想要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推向冲突的人吗？还有一些类似的政客，他们总是企图把民族悲剧中宪兵的角色强加到自己人民——俄罗斯人民头上，难道这不是对俄罗斯人民怀有病态的仇恨吗？
下面就是前不久一个当天到过巴库的记者在中央报纸上写的一则报道：
……也就是在事件发动前的几个小时，我得以访问了位于施密特中尉工厂文化宫的人民阵线国防委员会的参谋部。当汽车驶近大楼时，扑入眼帘的是无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一群群年轻人站在那里，奇怪的是他们都身穿苏军制服，好像是一些海员。一群彪形大汉，身穿保护色军上衣，臂戴阿塞拜疆人阵的臂章，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的队伍里有大约十多万民兵战士，”委员会参谋长努拉丁？阿卜杜拉耶夫滔滔不绝对我说，“他们有的在巴库，有的分散在共和国各居民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卫队从一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我们完全有能力予以反击，或者使用必要的手段……”
果然，可怕的“反击”很快就出现了：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天空飞舞着流星般的弹道。据亚佐夫报告，武装暴徒共有大约4万人。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手里拿的全是玩具枪炮不成？这样的“游戏”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玩，而受到这些千方百计只想夺权的坏蛋影响的，则是一批批跟政治根本不沾边的普通百姓。
国防部长把消息一告诉我我就明白，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是决不会住手的了。夜间传来的全面报告也证实了这种判断。疖子终于出头了。
沉重无比的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几个钟头里，我不断跟巴库的亚佐夫和普里马科夫以及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保持着联系。午夜时我又有两三次跟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他可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同他谈话使我得出结论，想要就当夜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他的准确指示或了解他的明确立场，那纯粹是徒劳。最后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叫什么话？是张皇失措呢，还是逃避做决定呢？正如在所有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老“原则”又占了上风：事不关己……
20日上午，经过多轮电话磋商，决定当日中午共和国领导人乘飞机到莫斯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