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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么个半吊子决定，可以想见对任何事件的发展都难以起遏止作用。打砸抢在继续，匪徒们组成一支支队伍，开始封锁道路、机场。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把共和国一步步拖向混乱。莫斯科派去的人——普里马科夫和基连科——连同阿塞拜疆的领导一道展开防暴工作，试图同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对话、和谐和耐心的召唤，变成了消逝在荒漠中的凄苦的呼喊。更有甚者，暴徒们开始袭击军人核武器仓库。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那些日子里，难民潮成了标示压力的压力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管这件事情的在巴库是多古日耶夫，在莫斯科是部长会议主席。后者的副手经常把此事置于监控之下。我保留了撤离人数记录。巴库的撤离是有组织的。我要强调“有组织”这个字眼。15日——1200人；16日——2100人；17日——500人；18日——1600人；19日、20日——各1500人。有多少人是靠自己从城里撤离的，这只能估计了……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用飞机撤离的有250人，用海军舰艇撤到马哈奇卡拉的有700人，用火车撤到罗斯托夫的大约有500人。抛弃家园的总人数大约为两万人。
从市里奔涌而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股难民潮。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做“民主派”的人，正一步步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我们这个时代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副面具。如果换到从前，这种人难道能被冠以如此高尚的头衔吗？在21世纪初叶的时候，这些家伙肯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们就是匪徒。
最近这些年来，无数的出版物把这些“民主分子”捧成了英雄，说他们是在为反抗可恨的集权制度而斗争，而对于难民的问题不是缄口不言，就是将其归罪于所谓的集权制度。苏联政府当时不得不直接插手拯救被扔进水里的人。为什么不说说许多人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故乡城市的事实真相呢？为了替所谓的“民主分子”辩解么？难道今天这些“辩护士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民主就是禁止和纵容之间所划的一道界线”的话，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岂不完全是纵容的结果吗？
只有那个世界闻名的象棋棋手、现在则在搞政治的卡斯帕罗夫，才能带着全家和他的亲戚舒舒服服飞离巴库，然而就是这个人却比别人更加起劲地朝拯救了他宝贵生命的当局大泼脏水。其他的人就只能穿着长袍、睡衣、背心和拖鞋逃离自己的家园了。大批难民聚集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没有食物、衣服，缺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那些高尚的“民主分子”们后来在两年之内却把共和国拖入内战，当人们一个个急得发疯的时候，他们却不许飞机和火车正常地把这些人运送出去。
许多分析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分析家，都把基调定在中央政权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完整而斗争。我们并不隐讳我们反对它的解体，但斗争首先是指向搞血腥屠杀的暴徒，指向他们身后的势力。
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为用飞机撤出居民做好了有组织的安排。局面之悲惨真是难以想象。大约有半数飞往亚美尼亚，1000余人则投亲靠友分散到我国各个城市。那些混合婚姻的家庭，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结婚的，结合时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现在都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他们离开了阿塞拜疆，可是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吧，对于夫妇中的一方实际上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民族仇恨的鸿沟不仅出现在不同民族之间，而且还波及到许多家庭。混合婚姻家庭主要都跑到了莫斯科。
15日以后的第二波难民潮是由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组成的，这都是些军人家属。又出现了一些听风就是雨的猜测，说他们都是部队领导强迫撤出加盟共和国的。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的人，要么是一点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军队有病态仇恨。有哪个军官希望把自己的妻儿老小从巴库的住宅里撤出来，送到某个军区小镇的兵营里去呢？
再来先说点后事。我还要说，第二波的难民潮（第一波是1988年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来的）造成的问题真是不计其数。在什么地方住？靠什么为生？莫斯科郊区的休假基地、寄宿学校、各部委办的少先队夏令营全被临时征用了。这一“临时决定”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苏联政府的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紧急制订了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到了1月末，终于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也被拉进了这档子事里来。应该说句公道话，它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成效，对人们的悲惨处境它也非常理解。努力把难民分散到俄罗斯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一切并不尽如人意，但当局的态度跟俄罗斯人的性格还是一致的。不过，后来也有一位俄国总统的顾问——斯坦凯维奇先生声称：“他们”什么事都办得不对劲。应该修建专门的城市。当然喽，这位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低级研究人员，是一位经过早期“民主”时代搞恶意宣传锻炼的人物，又在并非不知名的原莫斯科市统治者波波夫的副职上“学习”过，定是具有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的：他曾保证要把莫斯科的街道铺设得光光荡荡，平平坦坦，可在他当权的时代，却变得简直没有了街道的模样，只是还保持着一定的“走向”而已了……
就在巴库出事的那些日子，准确地说，就是l月18日、19日，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召开了全苏工农工程技术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口号是：“把事业的活力注入改革”。仿佛改革就不是事业似的！
不过，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原定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应该听听物质生产领域于部的意见，确保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所有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按照惯例，做报告的是总书记。当时他还不是国家总统，仅仅兼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笔者在本书中没有必要详述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我谈的是巴库问题，有关系的地方只在于时间的重合。
会议进行过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不断递条子，要求允许他们发言
谈谈两个共和国的复杂局势。于是决定18号会议结束后跟这两个代表团会面。
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留了下来参加会见。于是这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又纷纷
对全苏政权机构提出指责：“为什么破坏和屠杀发生在巴库，而非常状态却跑到
亚美尼亚的几个区去实行？为什么中央没有制止暴行？”回答冗长而空洞无物。
19日上午，在第二天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聚在主席团休息室里讨论昨晚收到的有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消息。局势仍然很复杂，但还存在着好转的希望。可是到了10点整，这种希望破灭了。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一分都不差地走向会议厅。这时，政府专用电话铃响了，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他，是普里马科夫从巴库打来的，请求跟他通话。
“要开会了，推迟开会不大好，”戈尔巴乔夫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跟他谈谈吧，间问他那边的情况，然后再告诉我。这不，我们正要开会嘛。”
大家都走了。电话听筒放在那里。普里马科夫还在等着说话。一听他说，我就明白了，巴库发生了悲剧——共和国的政权没有了。早晨，武装暴徒包围了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党中央大楼。情况非常危急，局势已无法控制。需要采取措施。
跟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普里马科夫的通话情况大体就是如此。我又核对了几个问题后对他说，现在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请他不要离开政府专线电话。然后走进大会主席团，非常简要地把谈话内容告知了总书记，请他立即与普里马科夫通话。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有人把我叫到主席团休息室，戈尔巴乔夫比较详细地把巴库发生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其中包括18日晚间人民阵线宣布当地实行非常状态。市内建起了街垒，老百姓的逃亡加剧了，暴行还在继续。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实际上已经不再能控制局势。戈还说，他已邀请了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巴卡京到这里来。就在他传达电话内容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应邀到来了。
戈尔巴乔夫向他们通报了巴库的情况，建议他们立即飞往该处。克留奇科夫当时就说，他没有必要去，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他的副主席。巴卡京则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