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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内战争一结束，又开始了国家体制重组的艰难过程。1922年 12月 30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宣告了这一过程的完成。
1921年3月12日，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大会“根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宣布民族自决权，承认签约各方的独立和主权，认识到为了国防、经济建设的利益，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兹决定从现在起，阿塞拜疆、亚美尼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一个紧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
1921年11月，组建外高加索联邦的运动宣告完成。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一致同意成立联邦。1922年2月，党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权会议。
会议于1922年11—12月在梯弗里斯召开。会议通过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和阐述联邦意义的致各国劳动群众书。
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存在到1937年2月。众所周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宣言。
在那些年代里，党的领导对外高加索国家建设问题的特别态度值得关注。它完全不同于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部就这一问题实行的政策。
在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列宁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论述如下：
在对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民方面，应该更加宽容，更加谨慎，更多地让步。在租赁政策和商品交易政策中，应该从经济上积极地、千方百计地抓紧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应该想方设法广泛地、坚决地、巧妙地、周密地做到这一点，以改善工人和农民的境况，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
慢一点，谨慎一点，一步步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在高加索各共和国可能和必须做到的，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我们应当明白并善于实现这一目标，了解与我们策略的不同之处。
同年3月，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他表述了同样的立场：
在对待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小商贩方面，必须采取特殊的让步政策。应该明白，不仅不应该把他们国有化，还一定要作出某些牺牲让步，以改善他们的状况，给他们留出进行小规模贸易的机会……
请大家记住，格鲁吉亚的内外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不要运用俄罗斯的教条，而要巧妙、灵活地创造独特的策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成分作出更大让步。
大家知道，1922年后半年俄共（布）中央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发言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格共中央的委员们则坚持民族地区应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并要求直接加入未来的苏联，而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辩论双方采取了粗暴方式，互相扣大帽子，出言不逊侮辱对方。结果是奥尔忠尼启则对卡巴希泽大打出手，后者也辱骂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一头驴”。
众所周知，列宁对奥尔忠尼启则“俄罗斯式的动手动脚”，以及对调查此事的捷尔任斯基的宽容十分生气。列宁要求“保护俄罗斯异教徒，免受那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者，实质为卑鄙暴虐之徒的典型俄罗斯官僚的侵犯”。
在时称“格鲁吉亚事件”的强烈影响下，列宁于1922年12月发表了一封信——《关于民族问题或关于“自动化’》。他对自己对俄罗斯民族应有的国际主义理解，做了简洁的如下说明：
……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
在对待第二种民族主义时，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有过错的几乎总是我们大民族的人——我们对小民族施以无数暴力，有时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施加了无数暴力和凌辱。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是因自己的暴力而伟大，像强迫命令的粗暴警察般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该不仅仅是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还应有一种不平等，即压迫民族、大民族给予补偿的不平等，这是生活实际所形成的不平等。
我在这里大段摘引列宁的文章，是因为在民族问题上，政治活动家们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这篇文章为指导的。
1923年4月召开了俄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对国际主义的阐释得到了完全的支持。“甚至以民族平等的观点来对待这一问题也是不妥的……”布哈林肯定地说。“正相反……我们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国民族，应该摒弃民族追求，将自己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应该对民族潮流作出更大的让步……只有摒弃追求，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即只有将自己人为地置于比别人更低的地位并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赢得以前受压迫民族对我们真正的信任。”
列宁作出的对“被压迫”民族的倾斜，把“压迫”民族即俄罗斯民族放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
列宁的路线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处境比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更差。俄罗斯生产了多于需求的物质财富。多余的财富用到了提高民族“边区”这件事上。可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作出评价的呢？我们可以从第比利斯事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声中得出结论。
我专门从有关所谓俄罗斯帝国“占领”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共和国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资料。时间将表明，格鲁吉亚将来会“依靠”到哪一个岸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24位人民代表成员，选出了索布恰克为主席，同样出名的斯坦凯维奇为执行书记。”真是难以置信，后来，两人在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一个在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莫斯科，都开了小差：一个逃到法国，一个逃到波兰。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年，他们还都是推翻现存制度的带头人。
6月末委员会奔赴第比利斯开始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拟就了全体成员签字的结论和索布恰克向人民代表大会呈交的报告。
没有必要全部引证这两个文件。我只想谈谈文件中的某些论点，用我所掌握的结论对之加以评说。应当指出，调查委员会正式文件中的某些论点，有同索布恰克的发言提纲不相符合之处。比如，1989年12月24日在向代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他说，应把事件置于目前正在国内展开的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过程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就这样，他把进行挑衅活动的民族主义者说成了几乎是“改革”的英雄。
委员会理应客观评价这些“和平游行”的实质和方法，游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以及委员会成员尚格拉亚的作用。怎么解释儿童、少年，学生跟自己的教师一起有组织地参加群众集会这一现象呢？难道用钢筋、刀子、削尖了的棍棒等武装起来的人们是在追求和平？
可是委员会却完全同情和姑息这些人。它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行为，也没有事实证明有人企图夺取政权、使用暴力或出于政治原因蓄意伤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任何一种民主也不否认，为了维护秩序，必须有一个强力机构。但所有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人民代表到最高检察院代表，都是在谈论解决这种问题绝不可使用军队。5年之后，1993年，那位主要的民主派人士叶利钦，却为炮打俄罗斯议会而召来了正规军队。
委员会得出结论，政治责任和造成悲剧的责任应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在当时已是前书记了）帕季阿什维里和尼科尔斯基承担。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叶菲莫夫将军也要负违反纪律和行为过失的责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的职责是保证城市的秩序和安宁，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被责备了几句。为了体面，也提到了群众骚乱的主谋和组织者加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