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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才又重新登台。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群众集会、会议、游行。
1988年11月，共和国首都形势趋于紧张，当时在政府大楼（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大楼）前连续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高呼口号，要求立即给格鲁吉亚以完全独立，退出苏联——人们把苏联称之为“继承了罗曼诺夫王朝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苏维埃俄罗斯帝国”。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们把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从政府大楼楼顶扯了下来。运动领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的”共和国现政权。
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通过格鲁吉亚电视台讲话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发出呼吁后，从11月末起，未经批准的集会停止了，所谓的“杂牌军”的领袖们在格鲁吉亚其他城市组织群众集会的企图，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下面我引用一段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关于共和国1988年12月事件的表述：
……极端主义组织的领袖们，尤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等人的活动，其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已经暴露无遗，但我们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消除他们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
……十月的日子证明，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护法机关的表现也不佳。因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指示，不知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该如何作为，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立场。这就破坏了劳动群众对法律威严的信任。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和教唆者却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加相信他们的违法活动和行为不会受到惩罚。
……所有这一切没有成为共和国党组织深入全面分析的课题，没有对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作出相应的修正，结果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些事件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存在一种说法，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本可以在10月使格鲁吉亚紧张局势缓和。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同那些“杂牌军”领袖们谈判了些什么，但这之后却有命令“不许触动‘杂牌军’成员”！而他们的政治分量日益加重——这却是事实！
为数众多的关于4月9日的文件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在格鲁吉亚形成的社会政治形势。在改革的“设计者”之一谢瓦尔德纳泽领导时期，格鲁吉亚贪腐现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切都可以出卖——从官职到司法判决。甚至每个下级机关都按月有“贡金”上缴给上级机关。人们并不避讳地公开谈论这种事，而且如果有人没有凑足这笔“贡金”，还可以借给他钱，以表同情。
谢瓦尔德纳泽之后，掌权的是帕季阿什维里——一个诚实的、正派的人，国际主义者，他决定同这种现象开展斗争：逮捕了一大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其中有谢瓦尔德纳泽的左右手、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这些人的供词很值得玩味。
共和国检察长巴拉巴泽在中央委员会大院内自己的汽车里开枪自杀了。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阿斯拉尼卡什维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也开枪自杀了。两个人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起来的干部和亲密战友。据南奥塞梯州党委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切霍耶夫掌握的材料，案子越来越不简单：谢瓦尔德纳泽的名字已经相当公开地被人提起——形象一点说，再跨出一步，铐子也可能戴上他的双手。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已经管不了帕季阿什维里。事情明摆着：如果他当时停下来，案子一刹车，他自己也就难逃戴上手铐的下场。
不过莫斯科也得以采取了一些措施，责令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伊纳乌里退休，争取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取代他位置的是意志薄弱的官迷吉姆巴里泽。（有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他在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以索布恰克为首的4月9日事件调查委员会汇报时说，关于强力部门准备采取的行动，他只是在开始前15分钟才得知！这就是——中央局委员，克格勃主席！）
格鲁吉亚党中央发生的事，戈尔巴乔夫当然是知道的。对他来说，失去谢瓦尔德纳泽不仅是失去指挥部的一个成员、一个他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还意味着大大损害改革方针的信誉。党内反戈尔巴乔夫的情绪日益强烈，一旦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被关进大牢，他个人的命运又将怎样，实难预料。
如上所说，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
1989年 2月末，抗议活动又连续发生。人民阵线指挥部已经开始发挥经常职能。正是从这里控制了大众传媒和共和国电视，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人员也跑到这里来表明自己拥护格鲁吉亚独立的决心。当时民族关系的局势对人民阵线来说也是天赐良机。格鲁吉亚人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民族主义经常存在于格鲁吉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干部政策中。
在这个550万人口中只有300万是格鲁吉亚人的共和国内，中央机关、各部、各局实际上95％是单一民族。所以民族问题很容易被挑动，也很容易把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吸引到“杂牌军”的旗下。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发出金牌，宣布必须根本改革民族关系。
居住在东格鲁吉亚的阿塞拜疆人和贾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率先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但巴库和埃里温的强硬立场向那些发热的头脑泼了冷水。紧接着发动了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有计划的长期攻击。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们把阿百哈兹和南奥塞梯称为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各部、局都向这些自治共和国发出了把公文译成格鲁吉亚语的指示。克万奇拉什维里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露骨，实际上竟然建议所有非格鲁吉亚人绝育。格鲁吉亚教堂也为“民族关系改革”增添了一份贡献：它的首领伊里阿二世在自己的呼吁中承诺，杀害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人将遭诅咒。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在讨论局势时，更经常地提到了武装对抗的危险。需要采取非常措施。但莫斯科却仿佛被催眠了，只是一个劲地说：要忍耐、要对话。放纵恣意妄为使这些人得其所哉——在那些日子里就差没把中央第一书记从群众大会上一脚踹出去了。
掀起下一轮群众运动的借口和造成格鲁吉亚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阿布哈兹问题”。
1989年3月18日，共和国古达乌茨克区雷赫内村的3万阿布哈兹族人经批准集会，通过了致阿布哈兹公众的呼吁书，内称：“请求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恢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宣布成立时所具有的地位。”
通过这一决议的理由，正如呼吁书中所说，是“阿布哈兹民族问题被逼进了死胡同。自治共和国土生土长的居民正处于民族大灾难的边缘，他们正在被强迫迁出……阿布哈兹语言、阿布哈兹文化和历史、共和国的民族国家地位、自古便有的地理名称、阿布哈兹文字……一切都在遭受迫害。沙文主义者撤销了阿布哈兹学校，用格鲁吉亚语授课……”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民族关系中的禁区暴露无遗。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更加积极的活动。比如，在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某些城市，展开了公开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人们打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旗帜，要求把共和国内的非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化：“在格鲁吉亚不应有任何非格鲁吉亚事物存在……”
杂牌军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阿布哈兹问题”，煽起了民族主义之火，一步步改变了他们在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的标语口号和要求的性质。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