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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程度居然如此严重。
现在我感觉可以实施预定的一项战略了，政府方面把“9·11”事件作为进行监控活动的理由，我们可以公然充满蔑视地做出回应。我开始谴责预料之中的那些对我们的指责：他们说我们让国家安全陷入危险，说我们帮助恐怖分子，说我们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犯罪。我感觉很有底气，要勇于辩解，告诉世人那些指责是政府官员的操控策略，他们做了让自己蒙羞、毁坏名声的事情被人发现。这样的攻击不会阻止我们，我们要写出更多关于那些文件的报道，要无视威胁履行作为记者的职责。我要让他们明白：通常采用的恐吓和妖魔化手段是徒劳无效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报道。尽管我们摆出了这种挑衅的姿态，但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多数媒体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种情况很让我吃惊，因为尤其从“9·11”事件以来（尽管先前也是如此），美国的媒体总体而言还是极为强硬、对政府忠心耿耿的，往往对爆料者持敌对态度，而且有时候甚至做得相当过分。
当维基解密公开跟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有关，尤其是跟外交电报有关的机密文件时，号召起诉维基解密网站的领头人就是美国的记者们，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吃惊。媒体存在的目的原本就是让执政者的行为更加透明，结果他们却不尽谴责之责，甚至还想要把多年来意义最为重大的透明化行动予以定罪。维基解密的作为实质上就是媒体一直以来的做法——从政府内部的线人那里拿到机密文件然后公之于世。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媒体会对我满怀敌意，因为我们仍然在继续报道，而且史无前例的揭秘范围已经非常清晰。按照我的想法，作为体制内记者和其中许多头面人物的尖锐批评者，我很容易招致这种敌意。我在传统媒体并没有几个伙伴。传统媒体的多数人所做的工作都曾经被我经常而又毫不宽恕地公开抨击。因此我以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我，然而自我在媒体露面后的整整第一个星期里，舆论却从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相反却把我捧了起来。
周四，也就是在香港的第五天，我去斯诺登的房间时他立刻告诉我，说有“有点让人担心”的消息。他在夏威夷跟相识多年的女友共住的房间里安装了连接互联网的安全设备，设备监控到国安局的两名员工——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个是国安局的“警官”——到他们的房间找过他。
斯诺登几乎可以肯定，这说明国安局已经认为他可能就是爆料人，但我有些怀疑。“如果他们认为是你做的，他们可能会派出大批中情局特工带着搜查令过去，甚至可能动用特种武器和战术小组，而不是仅仅派国安局的警官和人力资源部的人。”我猜这只是例行的常规检查，因为他作为国安局雇员已经无缘无故地旷工几个星期。但斯诺登却提出，他们可能是刻意低调，以免引起媒体的注意或者导致爆料者消灭证据。
无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它都表明我们必须迅速准备文章和录像材料，公开斯诺登作为爆料者的身份。我们决心要让世人从斯诺登本人那里了解他，了解他的行动和动机，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在他隐身或被拘禁后无法发声时采取的妖魔化宣传运动。
我们的计划是再发表两篇文章，一篇在一天后的周五，另一篇在周六。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将发表一篇关于斯诺登的长篇文章，附加一份录像访谈和埃文设计的对斯诺登的提问稿。
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劳拉一直在编辑我第一次跟斯诺登访谈的录像，但她说那些录像过于详尽冗长、支离破碎，不便使用。她想要重新录一次访谈，要做到更简明扼要，于是她设计了二十来个焦点式问题来让我提问。劳拉支起摄像机、安排我俩就座的过程中，我又加上了自己想到的几个问题。
“嗯，我的名字是爱德华·斯诺登，”如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这段视频是这样开始的。“我今年29岁，在夏威夷的博思艾伦公司工作，是国安局的基础架构分析员。”
随后，斯诺登干净利索而又坦然地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了理性的回答：他为什么要披露那些文件？这样做为什么值得他牺牲自己的自由？意义最为重大的爆料是什么？这些文件是否表明存在犯罪或非法行为？他是否对自己的将来有所预料？
举例说明那些普遍存在的非法监控时，他逐渐变得充满了激情。只是在被问及是否预料会有反响时，他才变得忧郁起来，担心美国政府会针对他的家人和女朋友展开报复。他说为了降低风险会避免跟他们接触，但他也很清楚自己没法彻底保护他们。“晚上让我难以入睡的，就是出于对他们的担心。”说这番话时他的眼中满含泪水，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他如此动容。
劳拉编辑这份视频录像时，我和埃文把后面的两篇文章定了稿。第三篇文章曝光了奥巴马总统2012年11月签署的一份绝密总统令，命令五角大楼和相关机构准备在世界各地发起一系列激进的攻击性网络行动。文章在第一段指出，“《卫报》获悉的一份绝密总统令表明”，“高级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已经接到要求，“准备一份美国网络战的潜在海外目标名单”。
按照预定计划在周六发表的第四篇文章是关于国安局的数据追踪计划“无界线人”。文章描述的报告表明国安局在收集、分析和储存美国人接收和发送的几十亿份电话记录和电子邮件。文章也提出了国安局官员是否对国会撒谎的问题，因为他们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的关于监听美国国内通信的数量问题，称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无法整理出相应的数据。
关于“无界线人”的文章发表后，我和劳拉计划到斯诺登住的旅馆碰面。但就在我离开自己的房间前，坐在床上，莫名其妙地，我想起了辛辛纳图斯，6个月前匿名给我发送电子邮件、一直让我安装PGP通信软件的那位联系人。虽然我们最近做的事情十分令人激动，可是会不会他也有重要的内容要向我爆料？因为记不起他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最后通过关键词查找到了他先前发来的一封邮件。
“嗨，好消息，”我写道，“我知道我花了一些时间，不过我现在开始使用加密邮件了。如果你还感兴趣，我随时可以跟你谈谈。”然后点击了“发送”。
进入斯诺登的房间不久，他就语带嘲讽地对我说，“顺便说一下，你刚刚发邮件的那位辛辛纳图斯就是我。”
我大吃一惊，好久才恢复平静。好几个月前就拼命联系我、劝我使用加密邮件的那个人居然就是斯诺登。我最早跟他接触并不是在一个月前的5月，而是好几个月前。在接触劳拉并爆料，甚至接触任何知情人之前，他就已经在跟我联系了。
随着日子的流逝，我们三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使得我们关系更加密切了。最初见面时的尴尬和紧张已经迅速转变成了合作互信、共同努力的关系。我们都很明白，大家已经一起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历程。
准备好关于“无界线人”的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先前那种相对放松的氛围开始明显变得有些紧张，因为不到24小时后，我们就要披露斯诺登的身份，而这将改变一切，尤其是跟他相关的一切。我们仨刚刚经历了一个短暂但却内容丰富、令人满意的过程。斯诺登作为我们中的一员很快就将离开，有可能要在监狱度过漫长的时光。至少对我来说，这个情况从一开始就若隐若现，令人压抑，让气氛变得沉闷。不过斯诺登却似乎不受影响。我们的交往过程中似乎掺杂着让人高兴的情绪。
“我给关塔那摩监狱打个电话好了。”斯诺登在考虑我们的未来发展时开玩笑说。我们讨论下一步要写的文章时，他有时候这样说：“这事可能要写到起诉书上。唯一的问题是写在你的起诉书还是我的起诉书上。”在多数时候，他都是不可思议地平静。尽管到现在他的自由时间似乎越来越少，斯诺登仍然是10点半睡觉，就像香港期间他每天晚上所做的那样。虽然我每次睡觉都不超过2小时，他却一直很有规律。每天晚上回去睡7。5个小时前，他都会轻松随意地说，“好了，我要回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再精神饱满地露面。
我们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能睡得这么香时，斯诺登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非常泰然，所以可以轻松入睡。他开玩笑说，“我猜安稳觉可能没几天了，所以还是好好享受这几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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