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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丁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蓬蓬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痒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和宋振明汇报说，钻井3274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己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捡残留之粮，结果捡回了600多斤粮食。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捡了400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宋振明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路头看到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数——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
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因“谭政事件”受到降级处分而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10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地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余秋里太会搞“名堂”了。“逃兵”是他最大的心病，于是除了“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外，他别出心裁地在全战区的职工中搞了个“评功摆好”的名堂。何谓“评功摆好”？最早余秋里提出要在会战队伍搞这名堂，并不只针对“逃兵”现象，是为了提高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大干年代，再高的觉悟，也还总有落后与差异，但余秋里带队伍才不要这种“左中右”三类人，他要的个个都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先进者。靠啥办法？评功摆好呗！你说你落后？并且总有些人自愿甘当落后分子。余秋里偏不让你当落后分子。基层职工一个月来一次“评功摆好”，是群众自己相互间的评功摆好，有点像民主生活会。你说你多么落后，可大家在评功摆好会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你哪落后嘛！有好几条先进嘛！有个叫高老大的工人，公开说自己是落后分子，浑身毛病，上下长刺，领导对我也是门缝里看人——早看扁了。评功摆好会上，群众说你高老大不落后，起码你也是自愿报名到大庆会战前线来的。这是一大成绩。有的说，你高老大腿有关节病，可你没为这事请过假，干活总是特卖力……这一摆，给高老大摆了十几条长处。摆到后来，高老大坐不住了，连连摆手，说你们饶了我吧！我落后，这我自己知道，但你们大伙儿对我点点滴滴的事都记着，我感动得很。以后我再不自己看不起自己了，我要向王铁人看齐。后来高老大还真被评上了五好工人。
“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
“统统改过来。凡是留在大庆工作的，执行国家同一个标准。”余秋里又是一锤定音。矛盾一下化解。不过大庆人的工资按其贡献，还是很低的，黑龙江那个地方的地区补差，像石油会战那么艰苦和繁重的工作，与在哈尔滨等城里和地区的人执行同一类工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可这是原有的国家工资制度上的欠缺。大庆人和石油人对此再没有怨言，有人亲口对我说，他对余秋里部长当年“一锤定音”下的工资改革很满意，虽然之后十一年没动工资，可他记着老部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做法。
康书丛，石油部老人事干部，石油师干部部干事出身。大庆会战时一直在前线做工资和人事改革方案的具体人。在玉门时也还当过王进喜队的指导员，与铁人一起扛过1205队这面红旗呢！“余部长真是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现已退休的康书丛谈起当年事，满口感慨地说：“那次大庆工资改革的工作量不小啊！但做得彻底又公平。我们按照余部长的要求，不分过去谁的资格和工龄，就按你在大庆干什么工作，能力有多大，所有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统统放在一张大表上，挂在墙上，张三现在干什么工种，李四水平在什么档次上，赵五新调工资在哪级，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最后我们请了余部长等领导来决定。那时说简单也简单，定下一个时间后，余部长他们就来到大表面前，一个个审定。像后来当了副部级领导的闵豫这样当时非常年轻的技术人员，就是余部长一手提挈重用的结果。开始我们觉得他闵豫相比之下资历浅，年纪轻，原来的级别也只有普通技术员。但余部长一眼看到闵豫的名字后，就说此人定低了。闵豫在地质上有一套，对大庆开发作出贡献很大，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就是他介绍的地质情况，水平很高。后来我们根据余部长的建议，一下给闵豫同志长了五级工资。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石油部提拔的部长、副部长，大庆及其他油田的局长、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