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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了。可怎么开发这样的一个大油田呢？”余秋里收住话，用目光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没有人敢回答他的问题。
还是他来回答：“我看至少要先弄清楚这么些地下情况吧……”余秋里伸出那只右手，习惯地扳起指头：“你得弄清楚测井资料吧？得弄清楚岩石资料、储油层岩性资料、储油层厚度资料、孔隙率资料、透渗率资料，还有油层温度资料、油层压力资料、井口压力资料、产量资料、储量资料和生油层资料吧？这已经是十几种了？13种了嘛！”独臂将军如熟诵军事术语一样如此娴熟地数列石油地质专业，令在场的专家和勘探队干部职工代表感叹不已：乖乖，余部长什么时候也成石油专家了？！
“还有饱和压力资料、流动压力资料、油气比资料、原油性质资料、天然气资料和地层水性资料等等。”康世恩补充道。
“对啊，而每个大项下面是不是还应该有几个小项？”
“有。像原油资料下面就应该还要掌握它的比重、粒度、原始油气比、压缩系数和体积系数等好几项资料。”康世恩又补充。
“是嘛！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要把这些情况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地去想好掌握好。这是我们搞石油的人的责任！我们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就是在地下，我们的斗争对象是油层。这一点务必要牢记！”余秋里铿锵有力的话在那栋俄罗斯建筑里阵阵回荡……
“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余秋里又说了一句中国石油人的经典语。
“老康，你让李德生他们立即动手把需要掌握的地质资料和数据整理出来，越快越好，并且形成文件，发到每一个机台上。要大家照着它一项一项资料、一个一个数据给我落实，谁要马虎，谁就是对党和对人民犯罪！”余秋里的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重、特别严厉。
康世恩不等余秋里坐下，便站起来接上话：“余部长刚才的话非常正确。大家知道，油田的油层是在地下，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是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非均质体。因此发现油田之后，储油层的岩性和物性变化往往是评价油田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更加要求参加会战的各探区对油层的每一个油砂体都要研究清楚，对比清楚……”
近500名参加“五级三结合会”的代表们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们的部长，每一双耳朵都竖得直直的，生怕漏听了一个细节。后来有人把安达铁路俱乐部会议说成是引领新中国石油开发正确方向的“石油遵义会议”，这是因为在此次会议上根据余秋里的力主意见，后由专家组李德生起草、康世恩定稿的被日后的石油界奉为“石油开发法则”的“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油田开发调查纲要。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用中科院院士、石油专家李德生的话说，它使大庆石油会战实现了“树立地质工作的科学态度”，“一切科学分析要建立在大量数据资料、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要做一个自觉的乐观主义，不做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从而掀起了一个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的群众性活动。李德生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仅仅依靠很少数地质人员收集资料，资料与生产常有矛盾，工作中困难很多。有了这个会战技术规程以后，加强了党对地质工作的领导，掀起了以‘四全’、‘四准’为目标的群众性搞地质资料活动。‘四全’是：1。录井资料要全；2。测井资料要全；3。取芯资料要全；4。分析化验资料要全。‘四准’是：1。测量压力要准；2。油气水计量要准；3。各种仪表要准；4。各种资料样样准。”因而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的确定和实施，使大庆乃至后来整个中国石油开发事业有了科学规范的技术依据和行动准则。
“那时候民主气氛真好。别看余部长脾气大，说话嗓门特大，但他对油田开发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细到针尖尖的事都一点也不放过，就连康世恩、翁文波这样的大专家也被他追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对我们一线的技术人员意见又特别重视，他觉得在像大庆油田这样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大油田开发，来自实践和第一线的意见和经验是最宝贵和重要的，因此他格外尊重和注意倾听我们下面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说的十句话中有一句话他认为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会盯着你不断追问，直到问得你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我们看部长这么亲切和民主，也就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三个臭皮匠就凑出了个诸葛亮。”一位当年参加安达技术座谈会的当事者这番感慨万千的话，让我想起亲历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石油遵义会议”——
“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余秋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以其炽烈的光和热，感染和影响着所有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士们跟他一样腾起团团火焰。“总之，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瞧，那只空袖又开始“飕飕”生风，随之飓风雷闪，惊天动地。这是那些跟随余秋里南征北战的将士们最受感染、最受鼓舞、也最容易激情澎湃的时刻！那一刻，独臂将军的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安达会议的最后时刻，余秋里挥动着有力的右臂，一边走一边高声鼓动着。突然，他收住脚步，一转口吻，目光炯炯地向会场的四周扫射——“王进喜来了没有？”
蹲在边角一张凳子上的一位瘦弱黝黑、嘴唇干裂、胡子老长的中年男子瓮声瓮气地移动着身子，一副憨傻的样儿站了起来：“来了，余部长。”
“哎，真是王进喜哪！”会场上那些认识王进喜的人叫了起来。
余秋里笑眯眯地绕过脚跟前的几排人，走到王进喜的跟前，然后转向会场：“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王铁人吗？他来到这里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记录是多少。钻机没到时他带领队友上火车站干义务工。等钻机一到，没有吊车拖拉机，他领着队友人拉肩扛，硬是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五天五夜没离开井场，把自己买的摩托车用来跑配件，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房东大娘因此叫他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向王铁人学习！”突然，余秋里挥起那只握紧的右拳，振臂高呼。
“向王铁人学习！”会场顿时一片口号声。
余秋里哈哈大笑，他所期望的目的达到了：被激动和感染的几个领导上前抬起王进喜，嘴里吆喝着口号，绕会场整整走了一周。本是严肃而紧张的技术座谈会最后结束时，竟然是众志成城、气氛活跃、斗志昂扬的热烈景象。
这就是余秋里。他是将军，他的指挥艺术里有个显著的特色是：每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之中，他总是要培养一个甚至一批“跟我上”的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一生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有民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而要树立这三气，一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往前冲的精神，二要靠有个好典型来带动大家。大庆会战中，余秋里一方面自己身先士卒，与会战干部职工们同在一线战斗；另一方面他抓住了王进喜等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了国家扔掉贫油帽子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队的榜样，从而使整个会战的千军万马，始终处在高昂的战斗情绪之中。
1960年4月29日这一天，会战大军的战斗情绪达到了高潮。由各路人马参加的“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的那片荒芜而宽阔的草原上隆重召开。
原定是“五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康世恩在三探区检查工作时，见探区指挥宋振明他们已经提前把会场准备好了，于是请示余秋里是等“五一”开还是提前开。
“别等呀！开会本来就不是为了形式，同志们既然想早一天投入会战，那就开吧！”余秋里说。
通知下去，相距几百里的会战队伍的代表们，举着红旗、擂着战鼓，从四面八方向萨尔图中心会场处集结。那一幕，大庆人始终念念不忘：什么叫人如潮、什么叫歌震天、什么叫威风凛凛、什么叫盛况空前，这一天他们都看到了——
看，穿红棉袄包着羊肚毛巾的陕北秧歌队来了！
看，两三百人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