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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白旗肯定会感恩戴德的。”
……第二天，也就是顺治十七年的倒数第二天，戴孝的小皇帝第一次登上龙椅，端坐在上面，一本正经地听着辅政大臣和祖母的对奏。按理说明年已经可以改元，但现在距离年关实在太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全天下在年前知道新的年号，最后朝廷还是决定明年继续使用顺治十八年的年号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再过一年为康熙元年。
关于顺治战死，京师这段时间来一直议论纷纷，虽然邓名的行动可以用先欺敌、后突袭来解释，但邓名的雷霆一击实在是威力巨大，一个时辰的夜袭就打垮了三千蒙八旗，夺取了全部外围阵地，而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两千禁卫军据守营寨竟然没能坚持多长时间。看过禁卫军军官的详细报告后，索尼、鳌拜这些老将都感到不寒而栗，他们觉得自己都无法如此完美地深入敌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禁卫军围困起来，相比邓名凌厉的突袭，报告上描述的无穷无尽的弓箭都显得不值一提了。
现在朝廷高层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邓名一定是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了皇帝的动向，而能够给他提供皇帝行踪的，除了朝廷高层就是江南官场。
今天的御前会议参与者并不多，侍卫也都是最可靠的上三旗子弟，所以辅政大臣们也没有什么顾忌。鳌拜大声说道：“能够及时知晓先皇行踪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屋里的这些人了。”屋里的人基本也就是皇帝人选和确定年号的参与者，他们的忠诚已经久经考验：“必定是江南官场有人通贼，而且位置不低！”
负责提供粮草的林起龙，负责战场统筹的蒋国柱，还有具体指挥两江部队的梁化凤，他们三人身上的嫌疑最大。不过清廷找不到他们与邓名私通的动机，而且如果他们是叛徒，那又该如何解释他们至今还没有亮出反旗呢？有了这次的教训后，下次清廷要南下势必提防，不会再给江南官场出卖情报的机会；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这个叛徒暴露的机会就越大。在朝廷看来，这次皇帝被突袭身亡，江南督抚也会生出和朝廷一样的疑惑，若是真有这么一个细作存在，现在检举告发的奏章早就应该递上来了；可真实情况是江南方面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说没有任何督抚发现蛛丝马迹——总不能说整个江南官场都莫名其妙地无理由地通邓吧？
对这件事还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邓名在某个督抚的身边有密探，事变后这个失职的督抚虽然察觉有异，但为了推卸责任，秘密x处决了细作。不过这个设想并没有摆到桌面上，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御前会议的参加者也不能彻底洗脱嫌疑，毕竟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身边人泄露出去的。
因此，大家都一口咬定，肯定有某个江南的高官向邓名出卖了先皇，一定要认真追查。但如何进行追查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而且现在究竟是不是认真追查的好时机也值得商榷。
第二十二节 风起（下）
现在江南官场不稳，谣言满天飞，连督抚也将信将疑，屡次上报有绿营哗变。朝廷判断这些哗变中大约三成是借口，三成是有高官煽动，剩下的三成才是自发行为。不过军心、官场都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眼下确实不是大规模追究的好时机。
御前会议上除了辅政大臣，还有几个参与定策的汉人臣子，汉人没有选择权或是建议权，辅政大臣让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一种信任的姿态。这几个汉人同样是死心塌地的保皇派，所有的满汉臣子都倾向于暂时对江南采用怀柔政策。江南送来的奏报不是说朱国治的余党通邓吗？这个解释朝廷虽然存疑，但不妨先捏着鼻子认下来，把朱国治满门抄斩，公开宣布失陷先皇一事与江南督抚无关。等到新皇帝的皇位稳定了，那些王公大臣的野心也被压制住了后，再慢慢进行探查。
江南的大员还报告，杀害先皇的凶手邓名已经率军逃回上游，看起来是想穿过湖广逃回他的四川老巢去。
“先帝在时，曾有意调集重兵于川陕，然后直捣成都犁庭扫穴。”当初索尼并不反对顺治的这个计划，虽然他深知这个计划耗费巨大，但当时清廷有余力进行这个尝试；高邮湖一战后形势剧变，东南是满清的财赋重地，尽管现在只是表现出一些不稳，但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索尼奏道：“这次东南遭遇兵祸，邓贼荼毒地方，明年的赋税恐怕会受到很大影响。奴才以为，朝廷不宜继续向川陕投入兵力、财力。”
苏克萨哈一心要抱紧索尼的大腿，再说索尼说的毫无疑问是正理，于是急忙站出来表示赞同：“先皇之仇不共戴天，但此时确实不易轻动，奴才以为可以让李国英具实上奏，若是渝城果然消耗太大，就是暂时放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顺治身亡，禁卫军惨败，再加上厦门和南京连续的失利，不但让朝廷的威信降低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就是八旗内部也开始有人说怪话。尤其是两白旗为甚，阴阳怪气地说若不是两黄旗主政，局面不会有这么大的动荡。现在朝廷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再遭到一场大失利。如果再遭到新的重大失败，那么朝廷还能不能震慑住南方的督抚、北方的蒙古都很难说。更何况贵州、两广、福建还有手握重兵的三藩。为了控制三藩，尤其是其中实力最强的吴三桂，朝廷一向软硬兼施，不但有强大的八旗军事威慑，还加上军饷从优的待遇。
之前郑成功、邓名两次攻击江南，让朝廷无法继续供给贵州大量的物资，这已经让吴三桂一肚子的怨气。好在吴三桂已经被满洲八旗打怕了，有怨气也不敢放狠话；但要是朝廷继续这样一败接着一败，让吴三桂认为朝廷已经奈何不了他的话，说不定就会凭借武力开始勒索朝廷了；盘踞广东的尚可喜和移镇福建的耿继茂只有军权，之前曾吞吞吐吐地暗示过他们也想和吴藩一样获得治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但看到朝廷板起了脸孔，马上就又连称他们并无此意。现在朝廷权威下降，谁也不敢担保这两个家伙会不会又生出讨要藩国的心思来。
对于索尼和苏克萨哈的建议，鳌拜也表示赞同。当务之急就是积聚实力，保证朝廷不自乱阵脚，而节省出来的钱财可以用来稳定三藩；同时也可以为新的南征预作准备。若是江南露出反像，那么满清无论如何都要全力南下，再来一场新的征服战以保证财源。
“奴才以为，可以向三藩、尤其是吴三桂重申先皇的约定。”鳌拜道。
清廷必须要进一步安抚三藩，顺治时代鳌拜就力主厚待吴三桂，无论是邓名的前世还是今生，这都是鳌拜始终如一的主张。鳌拜顶住了满洲内部的反对声，说服顺治把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并让顺治赐给吴三桂完整的军权和治权。因为鳌拜断定吴三桂是个小富即安的家伙，这些代价足以让吴三桂心满意足地老死在床上；至于朝廷给吴三桂永镇西南的诺言，解决办法完全可以落在吴应熊身上。先用奢侈的生活和厚待来让平西王世子对朝廷感恩戴德，等到吴三桂死后，吴应熊就是当然的藩国之主，到时候让吴应熊出面请朝廷收回藩国，皇帝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便是了。那时吴三桂的宿将精兵也都死得七七八八了，就算还有人心怀异志，但连藩王都和朝廷一条心，他们还如何能闹得出大风波来？
在邓名的前世，鳌拜的策略确实相当成功。当康熙鲁莽地决定对即将入土的吴三桂动手，导致吴三桂决意反叛时，吴应熊依旧坚定地站在清廷一边，宁死也不肯背叛康熙出逃；三藩之乱后，朝臣仍认为吴应熊有利用价值，因为吴三桂年事已高，随时可能毙命，到时候吴应熊能够号召吴军放下武器，起到类似孙可望的作用。但康熙不为所动，下令将其处死。直到被拉上刑场的时候，吴应熊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并认为自己尽到了忠臣的本分。
三位辅政大臣达成共识，其他臣子也不会反对这么明智的战略，于是第一次御前会议顺利完成。圣旨发往全国，东南官员免责，三藩受赏——这对不稳的东南也是一种暗暗的威胁，只要三藩依旧忠于朝廷，那如果东南真出了什么变故的话，三藩马上就可以北上平乱。
给川陕总督李国英的圣旨里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命令，但朝廷暗示他可以主动放弃渝城。如果李总督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但不会被朝廷视为怯懦，反倒会认为他识大体，懂得轻重缓急。
对外稳定东南和三藩，对内加强控制，虽然高邮湖对清廷来说是沉重的一击，但清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