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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
周培公恭敬地告辞退下，湖广总督却没有立刻离开座椅，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自从出仕清朝以来，张长庚从来都本份地替朝廷效力，老老实实地给皇帝打工，除了自己该得的那一份例钱外从来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直到部下谋杀胡全才的那一天之前，张长庚从来没有动过从朝廷手中抢夺权利的念头，那天他本来也是打算继续服从胡全才的命令、听天由命的。
可在那天之后，张长庚的仕途就变得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清廷长时间的无暇西顾，这一年来湖广总督衙门可谓一手遮天，张成功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插亲信、培植党羽，虽然常常处于邓名的军事压力下，当他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权利。
而邓名的行动同样让张长庚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狡诈勇猛如邓名，也需要客客气气地和自己讨价还价。邓名越是节制地使用武力和威胁，张长庚就越能感到对方对自己掌握的权利的需要和依赖，这种感觉与曰俱增，但在蒋国柱送来书信前却没有觉醒。
当看到蒋国柱的书信后，张长庚才猛醒过来，湖广总督衙门的权利已经不完全属于清廷所有，而正在变成他的私有财产，不但邓名依赖他，代理两江总督的蒋国柱同样有求于这股权利。甚至燕京的清廷，也会需要张长庚的权利——他不再是单纯的清廷在湖广皇权的代理人。
“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我熟读史书，按理说皇明混一海宇三百年，后面该有个多则二百年、少则百年的诸侯割据才对啊，大清这么快就一统海内了，这明明不合道理嘛。”张长庚可以看到衙门前的肃立的士兵，在胡全才时代，若是巡按求见，总督也无法拒不相见；不用说巡抚这样的高官，就是知府的任免也不是胡全才说了算，而是朝廷的授意。但最近这半年来，巡按再也没有在张长庚面前说三道四的资格，湖广总督的任命朝廷一概背书，周培公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武昌知府的任命朝廷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现在就是张长庚想保举他当湖北巡抚，想必朝廷也不会反对。
不过六个月独断专行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张长庚被自己刚刚生出的念头吓醒了：“我在胡思乱想什么？朝廷管不过来是因为郑成功大闹江宁，现在达素已经带着重兵去剿灭闽贼了，大将军手下可是有好几万绿营精锐的，还有近旅八旗，我要是不安分，他从福建回来，一下子就能把我给平了。”
恋恋不舍地收起刚才的幻想，张长庚又开始斟酌应付朝廷的对策，整个战略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联合两江总督衙门和漕运总督衙门，能瞒就瞒，瞒不住就搞法不责众，反正自己没有向明军倒戈，大节是没有亏的，委曲求全都是不得已。
……
才回到知府衙门，卫兵就报告有一位四川来人求见。
“于佑明，成都工业银行行长。”周培公念了一遍名刺，他听说这个人手中有邓名留在武昌的负责人的荐书，就让卫兵把来人带到花厅用茶。整理了一下官服后，周培公就来到花厅会客。
“于行长。”周培公言语非常客气，他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什么意思，也不懂得行长是什么官衔。
“见过周知府。”于佑明也一丝不苟地行礼，上次邓名组建常备军的时候，于佑明没能入选。对于这些不符合常备军要求的浙军军头，邓名都给了退伍将官待遇，也就是同举人的津贴，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预备役军官的身份，据邓名说以后会有大用。
但这次征召部队出征江南时，于佑明这些预备役军官也不再征召之列，带走的都是常备军的军官。于佑明等人依旧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他拿着津贴无所事事，除了锻炼身体就是在熊兰下班后找他聊天——之前和刘晋戈的冲突倒是让于佑明和熊兰结下了一些战斗友谊。
川盐生意对成都的经济无异于一针兴奋剂，带动了工具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发展，于佑明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本来就闲得无聊，见银行业红火，就和其他一些同样清闲的人合伙办了个银行。
“我是在安庆时追随提督的，蒙提督不弃，受命执掌一军，到了成都后卸下军职，然后就当上了这个行长。”于佑明挑挑拣拣地对周培公叙述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唔。”周培公心中对来人的身份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邓名的心腹将领，卸下军职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此次来武昌多半也是邓名授意。
“要认真应对，不要再被邓提督给坑了。”周培公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聚精会神地等着于佑明的下文。
“听说武昌这里的商行需要欠条，我此次正是为此事而来。”于佑明虽然买了一个银行经营许可证，但在成都却没有能开展什么业务。
不过在和熊兰、秦秀才的闲聊中，于佑明探听到了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邓名有意卡武昌的脖子，划拨出一批只允许用欠条购买的食盐，用这批货物吊起武昌的胃口后，再购买一些成都需要的物资。
前不久这个消息又有了升级版本，熊兰和刘晋戈都收到邓名派回的使者的通知，称武昌除了食盐外，还有一批其他的货物，也都是需要用欠条购买的。邓名的计划是，让武昌用船只、生铁交易欠条，然后再用欠条交换这些他故意囤积的货物。邓名此举除了帮助成都获得需要的物资外，也想趁机扶持成都的水运贸易商行，货物定价中就有给商行预留的高额利润。
具体艹作问题邓名并没有详细交代，让成都见机行事，他的预想就是组建一些商行，让他们充实这种贸易。但邓名的计划到了成都后，立刻就被他留下的官员按照各自的设想修改了。
刘晋戈时刻牢记着邓名让他发展成都工业的指示，所以定下调子，凡是成都能够自己生产的都不能进口，以免破坏成都商行的生产积极姓。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刘晋戈认为农具、粮食都不再收购之列，甚至就连进口耕牛、马匹也需要详细论证，以免冲击成都马行的养殖热情。为了保证本土产业，刘晋戈还发下禁令，不允许进口货物在市场上出售。
而熊兰不愿意发行更多的欠条，虽然邓名说过放宽限制，但他牢记那句“曹艹的粮官”的威胁，在熊兰看来，现在武昌执行的记账式交易很好，不打算给武昌运去真的欠条，最好连一元也不要放出都府，免得他难以掌握。在熊兰的设想里，最好就是从武昌运一批货回来，在成都销售后，所得的欠条缴入官府，然后发给一个凭证，再送回武昌凭此取货。
至于秦修彩，最关注的是他的税务局能抽到多少税，力主由税务局垄断这笔进口贸易。秦修彩全力支持熊兰的计划，声称他的税务局可以负责出具熊兰口中的那个凭证。
不过秦修彩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熊兰的利益，他希望私人银行能够从中牟利，来提升自己的政绩。同样，这个计划也不符合刘晋戈的设想，他担心银行为了牟利会侵害他扶持工业的大计，从而让邓名对他的工作不满。
由于三方扯皮，武昌的货物越堆越多，但成都方面却没有商行有兴趣、有能力展开进口贸易。
利用和熊兰还有秦修彩的私人关系，于佑明说服他们背着刘晋戈让成都工业银行从事这个买卖，整套流程就是于佑明在武昌购买货物，但是不支付欠条而是由随行的税务局副局长朴烦出具凭证给武昌货物总管入账。等这些货物销售换得欠条后，一部分纳税给税务局，一部分成为工业银行的利润——邓名在定价中给私人商行预留的利润是很明显的，成都央行和税务局都迫切想从中分一杯羹。
在得到不进口农具、牲口的保证后，刘晋戈也同意了于佑明的计划，他也想修复一些同浙江人的关系，他还建议于佑明优先购入生铁和草料，以帮助本地的制造业和养殖业。
“不知道于行长想要什么货物。”听于佑明介绍过欠条凭证方案后，周培公已经完全清楚了对方的身份：这肯定是邓名的亲信，奉命来从事走私活动，为成都购入急需的物资的。
“农具，耕牛。”于佑明想也不想地答道，成都目前最紧缺的就是工业品和牲口，利润会非常大。要是购入生铁和草料，限于成都目前有限的生产能力，于佑明觉得多半卖不出去。至于刘晋戈的要求，哼，于佑明可没有忘记被他痛打过一顿。
熊兰和秦修彩也赞同于佑明的设想，他们俩人都更关注利润问题。至于刘晋戈的禁令，那自然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在熊兰的指使下，成都工业银行还购买了一张铁匠铺和一张牛马行专卖许可，到时候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