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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老鼠身上的跳蚤，”他谨慎地说，“都是活的。”
“谢谢，马尔丹，这一证据太宝贵了。别让它们逃到地砖上去，否则，我的材料就要遭殃了。”
“跳蚤是公的。”昆虫学家又说。
“把衣服送回警队，好让嫌疑犯穿回衣服。”
五分钟后，被吵醒的法官允许了他要求检查的申请。
“你做得对，”当格拉尔艰难地站起来，垂着眼睛，浑身疲惫，说，“但你只抓住了一根头发。”
“但这根头发比我们想像的要硬得多。我们只需轻轻地不慌不忙地把它拉出来。”
“我可提醒你达马斯还没有承认。”
“他会承认的。他知道他现在已经完蛋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不可能承认。”
“会的，当格拉尔。他在干蠢事。由于他绝顶聪明，他的蠢事干得很高明。”
“如果那家伙会讲拉丁语，我把姓倒过来写。”当格拉尔说着走开了。
“祝你胃口好，当格拉尔。”
当格拉尔关掉电脑，抱起睡着小猫的篮子，跟值夜班的警察打了个招呼便下了楼。在大厅里，他又遇到了亚当斯贝格，亚当斯贝格从衣帽间里搬出一张折叠床，胳膊下还夹着一张床单。
“喂，你要睡在这里？”
“他会开口的。”亚当斯贝格说。
当格拉尔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他知道亚当斯贝格不是很想回自己的家里，那里的火药味还没有散去。明天就会好一些了。亚当斯贝格是个恢复得极快的人。
亚当斯贝格安好折叠床，又把揉成一团的床单铺在上面。传播鼠疫的人就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那个写4字的人，写那些可怕的“特别广告”的人，放置跳蚤的人，传播鼠疫的人，掐死五个人并且在他们身上涂上炭粉的人。撒炭粉，这最后一个举动，是他犯的一个大错误。
他脱掉上衣和长裤，把手机放在椅子上。响呀，他妈的。
三十三
有人按响了夜晚报警铃，一连按了好多遍，似乎非常紧急。埃斯塔雷尔打开了大门，一个浑身大汗的男人出现在他眼前。此人穿着西服，扣子扣得匆匆忙忙，衬衣敞着领子，露出了胸前的黑毛。
“快，老兄，”这个人迅速走进警队的大楼，说，“我来报案，有人要杀人，要传播鼠疫。”
埃斯塔雷尔不敢叫醒探长，所以去喊副探长当格拉尔。
“他妈的，埃斯塔雷尔，”当格拉尔在床上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去摇醒亚当斯贝格，他就睡在办公室里。”
“是的，副探长。可是，如果事情不重要，我怕挨探长的。”
“你是不是对我就没那么害怕，埃斯塔雷尔？”
“是的，副探长。”
“你错了。六个星期来，你见过亚当斯贝格发火吗？”
“没有，副探长。”
“在30年中，你都不会见到他发火。而我，现在就想发火。他妈的，去把他叫醒。再说，他也不需要睡很长时间，而我却要。”
“好吧，副探长。”
“等等，埃斯塔雷尔。那家伙想干什么？”
“他被吓坏了，害怕凶手杀他。”
“我早就说过了，不要理那些恐慌者。巴黎现在有一万名恐慌者，撵他出去，不要吵醒探长了。”
“他声称案情特殊。”埃斯塔雷尔补充说。
“所有的恐慌者都以为自己特殊，否则，他们就不会恐慌了。”
“不，他说他刚刚被跳蚤咬了。”
“什么时候？”当格拉尔从床上坐起来。
“今天晚上。”
“这样，埃斯塔雷尔，叫醒探长。我也马上到。”
亚当斯贝格用冷水洗了洗脸和身子，又要埃斯塔雷尔给他弄一杯咖啡——新的咖啡机昨晚已经装好——然后把折叠床推回到办公室角落。
“把那家伙给我带来，警士。”他命令道。
“我叫埃斯塔雷尔。”年轻的警员自我介绍道。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名字。现在，传播鼠疫的人已被关监室里，也许可以关心关心警队里这么多的陌生警员了。他慢慢地登记着：圆脸、绿眼，有些胆怯：埃斯塔雷尔。他还在后面加上：昆虫学家，跳蚤，亚——当的苹果：马尔丹。
“他叫什么名字？”他问埃斯塔雷尔。
“卢博·凯文。”
“年龄？”
“三十来岁。”埃斯塔雷尔估计道。
“他今晚被咬了，是这样吗？”
“是的，所以他很惊慌。”
“挺好。”
埃斯塔雷尔把卢博·凯文带到了探长的办公室，左手还端着一杯咖啡，没有拿糖。探长喝咖啡不放糖。与亚当斯贝格相反，埃斯塔雷尔很注意生活中的细节，他记性好，并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有记性。
“探长，我没有给你放糖。”他把杯子放在桌上，说，然后又让卢博·凯文坐在椅子上。
“谢谢，埃斯塔雷尔。”
报案者摸着浓密的胸毛，坐立不安，很不自在。他浑身汗味，汗味中有酒气。
“以前从来没被跳蚤咬过？”亚当斯贝格问。
“从来没有。”
“你能肯定是今天晚上被咬的吗？”
“还不到两个小时，我被痒醒了，所以就马上跑来向你们报案。”
“卢博先生，你住的大楼门上有4字吗？”
“有两个。女看门人在她的玻璃窗上写了一个，写在磨花玻璃上；六楼左边的那户也写了。”
“那就不是他。不是他的跳蚤。你可以放心回去睡觉了。”
“你在开玩笑吗？”卢博提高了声音，“我要求你们保护我。”
“传播鼠疫的人在放出跳蚤之前，会在所有的门上都写上4字，除了一扇门，”亚当斯贝格清楚地说，“咬你的是别的跳蚤。你最近接待过什么客人吗？带着动物来的客人？”
“接待过，”卢博有点生气地说，“两天前，有个朋友带着一条狗来看过我。”
“这就对了。卢博先生，回家吧，回去睡觉。我们都回去睡一小会儿，这对大家都好。”
“不，我不想回去。”
“如果你害怕到这种程度，”亚当斯贝格站起来说，“那就叫人来消毒，就这样。”
“这无济于事。凶手选中了我，不管是不是用跳蚤，他都要杀死我。我要求得到保护。”
亚当斯贝格回到桌前，往后退了退，靠在墙上，更认真地观察着凯文·卢博。三十来岁，有暴力倾向，忧心忡忡，目光游移不定，阴郁的大眼睛有点外突。
“好吧，”亚当斯贝格说，“他选择了你。他没在你家的门上写上4字，而你却知道他选择了你。”
“是因为跳蚤，”卢博低声抱怨道，“报纸上不都登了吗？所有的受害者身上都有跳蚤。”
“你朋友的狗呢？”
“不，那不是一回事。”
“你怎么那么肯定？”
卢博感觉到探长的语气变了，便重新坐了下来，说：“报纸上登的。”
“不，卢博，那是另一回事。”
这时，当格拉尔进来了，现在已是早上6点零5分，亚当斯贝格示意他坐下来。当格拉尔没有说话，在键盘前坐了下来。
“哎，”卢博恢复了自信，又说，“我受到了威胁，有个疯子想杀死我，而你们却难为我？”
“你是干什么的？”亚当斯贝格放慢了口气。
“我在火车东站后面的一个大型室内装饰店工作，负责亚麻油毛毡。”
“你结婚了吗？”
“我两年前离了婚。”
“有孩子吗？”
“两个。”
“跟你住在一起？”
“跟他们的母亲。我可以每个周末去看他们。”
“你在外面吃饭还是在家里吃饭？你会做饭吗？”
“看情况，”卢博有点不知所措，“有时，我在家做个汤，然后用快速冷冻食品做个菜；有时我去咖啡馆吃饭。饭店里太贵了。”
“你喜欢音乐吗？”
“喜欢。”卢博有点沮丧地说。
“你有台音响，有台电视机？”
“是的。”
“你看足球吗？”
“当然。”
“懂吗？”
“懂一点。”
“南特对波尔多，你看了吗？”
“看了。”
“踢得不错，是吗？”亚当斯贝格并没有看过那场球。
“马马虎虎，”卢博做了个鬼脸，说，“踢得无精打采，最后一个球都没有进。上半场就可以打赌。”
“上半场你一直在看吗？”
“是的。”卢博机械地答道。
“可是，”亚当斯贝格又坐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