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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骂、东西重新找回来了、孩子丢失了、靴子需要重做，这些，都是我宣读的。各村都给我广告宣读。庞马尔角的女孩向圣马里纳的小伙子求爱，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各种各样的丑闻，还有谋杀案。”
“你应该适可而止。”
“这么说吧，是别人付钱让我读的。我干我的活，如果我不宣读，这不是偷顾客的钱吗？勒盖恩家族中也许有粗人，但不会有强盗。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爱情，他们妒忌出海打鱼的水手，那不关我的事。我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我每个月一次去村里看望孩子们、做弥撒和泄欲。”
若斯端着酒杯叹息了一声。
“然后留下一点钱，”前辈补充道，口气十分坚决，“一个女人和八个孩子，花费大得很哪。但你要相信，有了阿尔·巴努尔，他们从来没有缺少过。”
“缺少耳光？”
“缺少钱，傻瓜。”
“要付那么多吗？”
“你爱付多少就付多少。如果说是世界上有一种产品不会枯竭，那就是广告；如果说有一种渴望永远不会平息，那就是人的好奇心。如果你是个宣读员，你就要哺育整个人类。要保证绝不断奶，绝不断粮。好了，傻瓜，如果你醉成了这个样子，你永远也当不了宣读员。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思路清晰。”
“我不想让你伤心，前辈，”若斯摇摇头，说，“不过，‘宣读员’更多是一个需要实际经验的职业。你甚至会发现，几乎谁也不懂这个词。‘鞋匠’这个词大家都懂，但‘宣读员’这个词甚至在词典中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死了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得到信息，但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变化。谁都不需要别人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因为大家都能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如果你在法国的罗克迪里连上网络，你都可以知道是否有人在孟买撒尿。所以，你好好想想吧！”
“你真的把我当作老傻瓜了？”
“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仅此而已。现在轮到我了。”
“你放下舵了，我可怜的若斯。重新拿起来。你没怎么明白我说的话。”
若斯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曾曾祖父的身影，他从酒吧的凳子上下来，还摆着架子。阿尔·巴努尔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个高个子，确实很像个粗人。
“宣读员，”前辈把手放在柜台上，有力地说，“就是生活。别对我说谁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更不要说词典上也没有这个词，或者说勒盖恩家族的人堕落了，不配再当宣读员。生活啊！”
“可怜的老傻瓜。”若斯一边目送着他离开，一边轻声说，“可怜的老嗦鬼。”
他把酒杯重新放在柜台上，冲着前辈走的方向又大叫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叫你！”
“得了，别闹了！”侍者拉住他的胳膊，“别再发疯了，你妨碍大家了。”
“去他妈的大家！”若斯紧紧抓住柜台，大吼道。
若斯想起来自己在阿蒂蒙酒吧被两个比他矮小的家伙赶了出来，摇摇晃晃地在人行道上走了一百来米。九个小时以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座建筑的门廊下，离酒吧足有十来个地铁站那么远。中午时分，他拖着脚步，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脑袋像是要融化了似的，他不得不用双手捧着。他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痛苦地睁开眼睛，盯着积满污垢的天花板，不住地说：
“可怜的老傻瓜。”
艰难地试验了几个月之后——摸索正确语气、调整声音、选择地点、设计栏目、赢得忠实的顾客、确定价格——若斯开始了阿尔·巴努尔所说的“广告宣读”这个古老的职业。七年来。他在蒙帕纳斯火车站方圆700米范围内的各个地点走来走去，他不愿走远。两年前，他终于在爱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落了脚。他吸引了市场上的常客和附近的住户，抓住了盖泰路那些不拘言笑的办公室职员，还中途截住了蒙帕纳斯火车站吐出来的一部分客流。大家挤在一起，一小群一小群地围在他身边，听他宣读广告。人数也许没有当年围在他的老前辈身边的人多，但别忘了，若斯可是天天出动，一天三次。
他的箱子里收集了数量不少的广告，每天平均有60来个——早上比晚上多，因为晚上可以偷偷摸摸地放——每个广告都装在封了口的信封里，里面附有五个法郎。花五个法郎，就可以让别人听到自己的想法、宣言，在巴黎茫茫的人海中寻找。那可不算贵。若斯起初的价格很低，但人们不愿意一个法郎就出售自己的句子，那不是贬低自己吗？于是，收钱人和出钱人达成了一个价格，若斯每月净赚9000法郎，包括星期天。
老阿尔·巴努尔说得对：广告的素材绝对不会缺乏。若斯一定是跟他约好的，一天晚上，两人在阿蒂蒙酒吧喝得醉醺醺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人们有的是东西要说，”前辈说。看见后代接了他的班，他感到很得意，“就像旧床垫到处响一样，人们有很多东西要说，有很多东西不能说。你呢，把别人放在里面的东西收起来，为人民服务。你就像个吸水器。不过要当心，小子，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吸到底部时，你既能抽到清水，也会抽上垃圾。你要记住，人们的脑袋里装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东西。”
前辈看得很准。在箱子的底部，有些广告能念，有些广告不能念。“无法念。”一个学究纠正道。那是一个老头，在达马斯的店铺隔壁开了一家所谓的旅馆。若斯把信件取出来后，分成两摞，一摞是可念的，另一摞是不可念的。通常，可念的是从正常渠道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人的嘴中出来的。小桥流水或狂涛巨浪，这样，人就不会被众多的词汇压扁。因为，与床垫之声不同的是，人每天都会存放新的语言，这就使得“吸”这个问题变得十分生动了。在可说的东西里面，有一部分很普通，会塞到箱子里，可分成“风”、“购物”、“寻找”、“爱情”、“其他”和“专业广告”等几类，对于广告，若斯在数量上有限制，而且要收六法郎，因为宣读的时候他觉得满嘴喷粪，需要补偿。
但宣读员最大的发现是，不可念的东西要多得多，不容置疑。不容置疑是，因为吱吱嘎嘎的床垫没有专门设计的开口，把动词做的材料倒出来。要么是它的暴力和大胆超过了道德许可的范围，要么相反，它没有有趣到能使其合法生存的程度。所以，这种过多或过少的语言处于地下生存状态，被塞到床垫中当填料，生活在黑暗、耻辱和沉默中。然而，收集了七年的广告之后，若斯非常清楚，这些语言不会就此消亡。它们结集在一起，互相挤踏。这种鼹鼠式的生活过得越久，它们便越尖刻。它们愤怒地看着那些被允许说出来的话流畅地来来往往，气不打一处来。若斯在箱子上开了一个12厘米的小口，关在里面的东西从口子里逃出，就像蚱蜢飞出来一样。每天早上，他都能从箱底掏出不可读的东西：训斥、诅咒、失望、诽谤、控告、威胁、疯狂。不可念的东西有时那么虚弱、那么稀薄，很难把它看完。有时，它们的意思纠缠在一起，完全不可理解；有时，上面写的东西太恶心，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它扔掉；有时，它们又那么可恨，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若斯不得不把它们处理掉。
宣读员要进行挑选。
尽管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想把人类思想中最讨厌的废物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继承其先辈的事业，拯救他人，他还是认为不能采用自己嘴里不能说出来的东西。那些没有宣读的东西仍和5个法郎放在一起，因为，正如老祖宗斩钉截铁地所说的那样，在勒盖恩家族中，没有人当强盗。所以，每次宣读时，若斯都把当天的糟粕放在用作台子的大箱子上。每天都有。所有攻击妇女，诅咒黑人、北非人、黄种人和鸡奸者的东西都划为糟粕一类，若斯本能地想到，一不小心，他也会生下女人、黑人、鸡奸者，他之所以进行“书刊检查”，并非由于道德高尚，而仅仅是为了生存。
一年一次，在8月11日到16日期间，若斯把箱子“拖进船坞”，重新打造、磨光和油漆。吃水线以上是浅蓝色的，以下是海蓝色的。“西北风”二号的正面被漆成黑色，左舷用大字写着时间表，右舷写着价目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当他被抓然后被判时，他常常听到“相关”这个词，所以深深地记在脑海里。若斯觉得这“相关事项”使宣读显得像模像样的，尽管开旅馆的那个学究觉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