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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梅卡代警官。”那个警官半站起来，自我介绍道。
“梅卡代，你到沙伊西路的图森太太家里查查床单的事。”
亚当斯贝格递过一份材料，传到梅卡代手里。然后，他又指着一个绿眼珠、看起来挺胆怯的圆脸警察和来自格兰维尔的身体僵直的那个警察。
“我是拉马尔警士。”那个老警察站得笔直。
“我是埃斯塔雷尔警士。”圆脸警察自我介绍道。
“你们俩去那29栋大楼，重新检查没有被写上4字的大门。目的：寻找软膏、油污和涂在锁孔、门铃和把手上的任何东西。要小心，戴上手套。那29个人是谁负责监视的？”
四只手举了起来：诺埃尔、当格拉尔、朱斯汀和弗洛瓦西。
“有什么结果？有证据吗？”
“什么都没有，”朱斯汀说，“所有的样品都与数字扫描不符。”
“让…雅克·卢梭路的询问结果呢？”
“毫无结果。大楼里谁都没有看见过陌生人，邻居们也什么都没有听见。”
“密码呢？”
“很容易弄到。大门的密码已用了多年，大家都知道，120个组合六分钟内就能解出来。”
“谁负责询问另外28栋楼房的住户？没有一个人看见那个画家吗？”
一个表情严厉的宽脸女警察态度坚决地举起了手：“我是雷唐库尔警官。谁都没有看见过那个画家。他肯定是在夜间干的，他的画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像往常一样，他作案的时间没有超过半小时。”
“密码呢？”
“许多门锁还要做石膏印，探长。他擦去了指纹，发现了油腻的地方。”
“牢房里的伎俩。”朱斯汀说。
“谁都想得到。”诺埃尔说。
亚当斯贝格看了看挂钟：
“6点差10分，撤吧！”
半夜三点，一阵电话铃声把亚当斯贝格从梦中惊醒，是生物实验室打来的。
“没有细菌，”电话那头的男人说，声音非常疲惫，“阴性。衣服上的跳蚤和信封里的跳蚤，甚至从洛里翁家里收集来的那12个标本都没有受到感染，干净得像一枚新硬币。”
亚当斯贝格感到一阵解脱：
“全都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全是。五公十母。”
“很好，看住它们。”
“它们已经死了，探长。”
“没有花圈和悼词，把它们装在管子里吧！”
他在床上坐起来，打开灯，搔了搔自己的头，然后打电话给当格拉尔和旺多斯勒，把化验结果通知了他们。他还逐一拨通了警队里其他26个警察的电话，给法医和德维拉尔也打了电话。没有人抱怨半夜里被吵醒。他把部下的名字全搞乱了，笔记本没有及时整理，他没有时间再记笔记，甚至没有时间打电话约会卡米尔。他觉得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是不想让他睡觉。
7点半，他正从马莱徒步去警队，电话响了：
“探长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我是值夜班的加尔东警士，12区的人行道上发现两具尸体，一具在罗腾堡路，另一具离那儿不远，在苏尔特大道。裸体躺在碎石路面，身上有一层木炭。两个男的。”
二十一
中午，两具尸体被抬走了，运去停尸房，交通恢复了正常。这一戏剧性的大展示，使公众都知道了那两具黑色的尸体。从今晚开始，电视新闻就会轮番轰炸，从明天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无法再隐瞒死者的身份，记者们很快就会去普莱街和图尔维尔大道他们的家中采访。两栋大楼内的所有的门都被写上了4字，除了两扇，也就是死者的门。两个男人分别为31岁和36岁，一个有孩子，另一个也已经结婚。警队的三分之一人马都在忙这个案子，有的在发现尸体的地段寻找证人；有的在重新调查那两栋目标大楼，询问周围的人，寻找一切能把这两个死者与勒内·洛里翁联系起来的东西；剩下的则在办公室里敲键盘，写报告，登记新资料。
亚当斯贝格靠在办公室的墙上，低着头。旁边就是窗，透过新装的窗栅，可以看到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行走，生活在照常进行。有关谋杀案及其他“相关”细节的材料现在太多了，沉甸甸，他试图把它们都聚拢起来，但觉得一个人的大脑放不下，至少是他的大脑放不下。他再也理不出思路，他被压垮了。“特别广告”的内容，埃德加…基吉内广场的种种琐事，勒盖恩和杜库埃迪克的犯罪记录，被写上4字的大楼，死者的身份及其邻居和家人，炭粉、鼠疫、信封、实验室的分析、医生的电话、凶手的特征……道路纵横交错，他无从选择，迷失其中。他第一次觉得当格拉尔老是抱着电脑不放是对的，不像他，整天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
一个晚上又死了两个人，一下子死两个。由于警察看守着大门，凶手便把受害者引到外面加以杀害。他绕过了障碍，用的办法如此简单，就像当年德国人用飞机穿越马其诺防线①一样，因为法国人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住了。在罗腾堡路死者所住的大楼前监视的两个警察，曾看见让·维亚尔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走出大楼。总不能不让他出去约会吧？尤其是那个维亚尔，他对那个“乱七八糟的4字”根本不感兴趣，正如他曾向负责看守大楼的警察所说的那样。另一个死者，弗朗索瓦·克拉克是晚上10点离家的，出去逛逛，他说。守在他家门后的警察让他感到窒息。天气温暖，他想出去喝一杯，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两个人都是被掐死的，像洛里翁一样，前后相差一个小时。系列谋杀。然后，尸体被装在一辆车上搬走，也许是一起搬的。尸体在车上被脱光衣服，涂上炭末。最后，凶手把尸体及其所有的东西都扔到12区的大马路上，那是快出城的地方。凶手不会被人看到，因为这一次，尸体没有按照宗教仪式仰面躺着，双臂合十，而是被匆匆忙忙地扔到了路上。亚当斯贝格推测，最后一个步骤做得这么马马虎虎，他是不得已，他肯定会感到不满。半夜里，谁都没有看到什么。巴黎虽然有200万居民，但在平时，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像山村那样荒凉。不管首不首都，在苏尔特大道和在比利牛斯山区睡觉是一样的。
人们所能得到的惟一的新信息，是三个死者都是30多岁的男性。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这么多了，没有更详细的东西，其余的细节完全不相吻合。让·维亚尔不像第一个死者那样在郊区读专科学校，他出生于高尚住宅区，后来成了信息工程师，娶了一个当律师的太太。弗朗索瓦·克拉克的出身要平民化一点，他是一个腰圆肩宽的大汉，在一家卖红酒的大商行里当搬运工。
亚当斯贝格仍靠在墙上，给法医打电话，法医正在检查维亚尔的尸体。接电话的人去找法医时，他乘机在笔记本查了查法医的姓：罗曼。
“罗曼，你好，我是亚当斯贝格，很抱歉打搅你。你能肯定他们是被掐死的吗？”
“毫无疑问。凶手使用的是一根很牢固的绳子，也许是一条很粗的塑料绳，死者脖子上有很清楚的印痕。可能有条带活结的带子，凶手只需向右勒，并不需要太大的力气。而且，他改进了技术，进行双重谋杀：两个死者都喝过一口浓度很高的催眠药。但催眠药起反应的时候，凶手已经把绳子套在他们脖子上了，这样更快，也更保险。”
“洛里翁身上有被咬的伤痕吗，虫咬的伤痕？”
“天哪，我忘了写在报告上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他的腹股沟有被跳蚤咬过的痕迹，刚咬不久的。维亚尔身上也有，在右腿内侧和脖子上，时间有些久了。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最后一名死者呢。”
“跳蚤会去咬死了的人吗？”
“不会，亚当斯贝格，无论如何都不会。身体一发凉，它们就会离开。”
“谢谢，罗曼。检查一下有没有细菌，就像检查洛里翁一样。谁知道会有什么事。”
亚当斯贝格把手机放回口袋，手指按着眼睛。这么说，他弄错了，装有跳蚤的信封并不是在杀人的时候放的。把跳蚤塞进信封和杀人隔着一段时间，因为跳蚤还来得及咬人。对维亚尔来说，这段时间甚至还挺长。法医发现他的咬痕时间已久。
他背着手，转身回到房间。这么说，传播者严格遵守仪式，首先把拆开的信封塞进受害者的门底下，过了一会儿后才回来。这次，他强行撬开锁，掐死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