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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要你好好开动脑筋，法夫尔，”过了一会儿，亚当斯贝格才说，显得平静了一些，“现在我第二次要你好好开动脑筋。你有大脑，这毫无疑问。好好找找，如果找不到，就从我的眼前消失，滚出警队。”
说完，亚当斯贝格不理睬法夫尔了，转身走向巴黎的大地图，接着说：
“那个德康布雷弄懂了CLT所放信件的意思。那些文字都是从古代的防治鼠疫条约和有关报章中选出来的。CLT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描述鼠疫爆发前的预兆，然后加快了步伐，宣布鼠疫于上星期六进城了，来到了‘卢梭区’。三天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一栋被写上4字的大楼中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车库工人，独身，老实本分，无案底。尸体浑身赤裸，皮肤上有一层黑黑的东西。”
“黑死病。”有个人说，刚才就是这个人对死亡的原因感到不安。
亚当斯贝格看了他一眼，那个年轻的警员有点害羞，胖胖的，绿眼珠，眼睛很大。他旁边一个脸宽宽的女警员不满地站了起来，说：
“探长，鼠疫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证明那个人不是死于鼠疫，可法医的报告还没出来，你就带了四个人去了现场。”
亚当斯贝格托着腮帮子，沉思着。这个特别通气会好像成了初次交锋的战场，唇枪舌剑，比拼资格和经验。
“鼠疫不是靠接触传染的，”亚当斯贝格说，“那是啮齿类动物所得的一种病，尤其是老鼠。它通过受感染的跳蚤传播给人。”
亚当斯贝格白天刚刚查过辞典，他是现学现卖。
“当我带着四个警员前往现场的时候，”他接着说，“事情已经清楚，受害者不是得鼠疫死的。”
“为什么？”那个女警察问。
当格拉尔来帮探长，说：
“宣读广告的人星期六就宣布鼠疫已经来临，而洛里翁是在三天以后，也就是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之间死的。要知道，感染鼠疫后，不超过五天就会死，极少有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我们面对的不是真正的鼠疫。”
“为什么不是呢？他可能先前就感染了。”
“不会。CLT有躁狂症，有躁狂症的人不可能作弊。如果他说是星期六，他一定会在星期六下手。”
“也许吧。”那个女警察坐了下来，基本放心了。
“那个汽车修理工是被掐死的，”亚当斯贝格接着说，“他的尸体后来被抹上炭粉弄黑，这无疑是想让别人联想起鼠疫的症状。所以，CLT并没有鼠疫病菌，他不是一个口袋里放着针筒到处逛的天才化验员，而只是象征性地拥有鼠疫病菌，但他却真的以为自己有，而且深信不疑。死者的房门上并没有4字。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个4字并不是威胁性的符号，而是保护符号。只有门上没有4字的人才有可能被鼠疫感染。CLT事先就选好了受害者，用4字来保护大楼的其他住户。他有意放过其他人，这表明他深信自己是在传播会传染的真正的鼠疫病菌。他并不是盲目乱来，他只杀一人，却放过了其他人。在他的眼里，那些人不应遭此灾难。”
“他掐死了受害者，却以为自己是在传播鼠疫？”右边有个警察问，“如果他自欺欺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岂不是在和一个精神病人打交道？”
“不一定如此，”亚当斯贝格说，“CLT掌握着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认为那个世界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许多人以为自己能从纸牌或咖啡渣中看到未来，在对面的马路上和警队里也有这样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许多人在床头挂圣母像，相信那种69个法郎买来的人工小雕像真的能保护他们。他们跟小雕像说话，跟它讲故事。这有什么区别呢？认为是真的和真东西之间的界限，只是观点问题，人的问题，文化问题。”
“可是，”那个灰头发的警察打断他的话，“他还瞄上了别的人吗？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人是否都有可能遭到跟洛里翁一样的命运？”
“这正是可怕的地方。今晚要在被写上4字的那些大楼中加强保护那14户门上没有字的人家。不过，并不是所有被写上4字的大楼我们都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人来报案的大楼。也许巴黎还有20多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也许还不止。”
“为什么不发公告？”一个女警问，“这样可以通知大家。”
“问题就在这里，发公告会引起全民恐慌。”
“只说4字的事嘛，”那个灰头发的警察建议道，“其他事情不用多说。”
“这样也会吓跑大家，”亚当斯贝格说，“如果不会吓跑大家，CLT也会用其他方式大肆吓人的。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他之所以选择了那个宣读广告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传播办法。他那些过于雕琢的文字一寄到报馆，马上就会被扔到废纸篓里。所以，他开始得非常谨慎。如果我们今晚在媒体上谈论他，那就等于给他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不过，说到底，这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自己会开辟这条道路的。如果他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杀人，如果他传播黑死病，全民恐慌是避免不了的。”
“你决定怎么办，探长？”法夫尔低声问。
“救命。我们给大楼被写上4字的住户发通知，让他们到警署去登记。”
底下一片嗡嗡声，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亚当斯贝格觉得很累，因为今晚工作得太像个警察了，他非常希望只说一声：“大家去工作吧，自己想办法。”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介绍案情、梳理问题、安排调查、布置任务。按照一定的程序，显示一定的权威。瞬息之间，他仿佛看见自己像孩子一样，光着身子，顶着太阳，在山间小道上奔跑。他在想自己在那里干什么，在给23个成年人上课，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他。
想起来了，他想起来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了。有个家伙掐死了其他人，他在寻找那个家伙。制止犯罪是他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亚当斯贝格站起来总结道，“一，保护潜在的受害者；二，给受害者建立档案，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如家庭、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职业等等；三，监视埃德加…基内广场；四，这就不用说了，寻找凶手。”
亚当斯贝格在会议室里走了两个来回，然后又说：
“关于凶手，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凶手也许是个女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我认为是个男人。炫耀文学才能，展现男性的傲慢，想出头露面，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肯定受害者是被掐死的，我们差不多也就能肯定凶手是男的。一个很有教养的男人，甚至极有教养，一个文化人。干得轻而易举，因为他有电脑和打印机。也许他还趣味高雅，他用的信封不同寻常，而且很贵。他具有画画的天赋，他很干净，很细心。做事很认真，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很胆怯，很迷信，说不定是个老犯人。如果勘查结果证明锁是被强行撬开的，就可以往这方面靠。重新检查姓名起首字母为CLT的囚犯，说不定那是他的签名。总之一句话，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鼠疫呢？为什么是鼠疫？”
“等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也就抓住罪犯了。”
大家在椅子的搬动声中解散了。
“你分配任务，当格拉尔。我要出去走20分钟。”
“我来准备通知？”
“拜托。你在这方面比我行。”
晚上8点，每个频道的电视新闻都播放了这条消息。那是当格拉尔认真起草的，要求所有公寓或大楼门上被写了4字的住户们尽快到附近的警署登记，原因已被淡化：寻找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从8点30分开始，警队的电话就没有停过。三分之一的队员们都坚守在岗位上，当格拉尔和凯尔诺基恩去拿吃的和喝的去了，食物和酒早就放在电工台上。9点30分，又发现有14栋楼被人涂写了4字，这样加起来就有29栋了。亚当斯贝格在巴黎的地图上添加了红点，名单已经整理出来，按4字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28栋大楼内房门上没有被写上4字的住户现在都已被登记下来，乍一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有成员众多的家庭，有单身家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什么年龄、职业、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11点过后，当格拉尔来通知亚当斯贝格说，有关大楼内受到威胁的楼层都安排了两名警察。
亚当斯贝格让加班的警察们回去休息，并安排了值夜班的，然后开着巡逻车去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