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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诺埃尔的警察10公里远，那家伙动作粗鲁地穿上外套；觉得自己在做坏事。玛丽丝马上就不说话了，低下了头。亚当斯贝格意识到这是老板习惯用来侮辱人的办法。她长得还算可以，弯着腰，衬衣中露出了部分乳防。好像离开那个叫法夫尔的警察100公里远，否则，那就进了同一个野猪窠了。亚当斯贝格慢慢地在名单上记下：高大、瘦长、棕发、敏感，下巴突出，脸上有粉刺：莫雷尔。
“怎么回事？”他抬起头，问，“你还害怕吗？别忘了，玛丽丝，这是凶杀组。如果你感到非常不安，找医生好像比找警察更合适。”
“也许吧。”
“那好，”亚当斯贝格说着站起来，“别再担心了，涂鸦者决不会吃人的。”
他打开门，朝她笑了笑，示意她离开。
“可是，”玛丽丝又说，“我还没有告诉您，其他大楼也有。”
“什么大楼？”
“巴黎另一头的两栋楼，在18区。”
“有什么？”
“黑色的4字。所有的门上都有，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比我们那栋楼出现得还早。”
亚当斯贝格一下子怔住了，然后，他轻轻地关上门，指着一把椅子，要那个年轻的女人坐下。
“探长，”玛丽丝一边坐下，一边怯生生地问，“涂鸦者一般都是在自己所住的区域乱画的吧？我是说，比如，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他们不会在城市另一头的每栋楼上都涂鸦的，是这样吗？”
“除非他们分住在巴黎的两头。”
“哦，是的。但一般来说，犯罪集团都有自己的地盘？”
亚当斯贝格没有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开车送我儿子去治疗发音障碍的医生那里，我儿子诵读有些困难。他在接受治疗时，我总是在对面的咖啡馆里等，翻阅社区的社讯。您知道，首先是社区的新闻，然后是政治。上面有整整一栏，说布莱路的一栋大楼，戈兰库尔路也有一栋，所有的门上都被写上了一个4字。”
玛丽丝停了一会儿。
“我给您带来了一份，”她说着，把那份社讯放在了桌上，“这样您就不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寻开心什么的。”
亚当斯贝格浏览文章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子站起来要走。亚当斯贝格扫了一眼已经空了的废纸篓。
“等等，”他说，“我们从头来过。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那个4字是什么样的？”
“可我昨天已经告诉过您。”玛丽丝有点不安地说。
“我希望从头来过。您知道，为了保险起见。”
“那好吧。”玛丽丝乖乖地重新坐下来，说。
玛丽丝离开之后，亚当斯贝格出去走了走。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小时是他的极限。在饭店里吃饭、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听音乐会、深深地陷在椅子上度过漫长的晚会，能给人一种真正的乐趣，却会给肉体带来痛苦。他非常想出去走走，至少也要站起来一会儿，这使他舍弃了音乐、电影和与人聊天。但这种不利的条件也有它好的一面，他因此懂得了什么叫不安，什么叫焦急，甚至有了一种紧迫感，这种感觉是他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所体会不到的。
一旦站起身来或出去走动，那种焦虑就像潮水一样迅速退了回去，亚当斯贝格恢复了他自然、缓慢、平静和持久的节奏。他没好好想就回到了警队，但感觉到那些4字既不是涂鸦，也不是年轻人开的玩笑，甚至不是有人恶作剧，搞报复。这一系列数字让人隐约有些不安，有种转瞬即逝的不适。
看到警队的大楼时，他知道没必要跟当格拉尔谈这件事。当格拉尔不喜欢他被没有依据的直觉引入歧途，在当格拉尔看来，这是警察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原因。他至少也会说这是浪费时间，亚当斯贝格无法向他解释清楚，浪费时间决不意味失去时间。当格拉尔坚决反对这种毫无逻辑的思维体系，说它缺乏理性。亚当斯贝格的问题在于他完全没有别的体系，他那套思维甚至谈不上体系，很不确定，甚至没有一点主观意愿，只是一种倾向，他自己独有的一种倾向。
当格拉尔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由于中饭吃得太多，他觉得眼皮有些沉重。他在试别人刚刚给他接上的电脑系统。
“我无法输入警察总局的登记卡，”亚当斯贝格经过他身边时，他嘀咕道，“他妈的，他们在干些什么？不通？接没接上？”
“会碰到这种情况的。”亚当斯贝格平静地说。他能不碰电脑就不碰电脑，所以显得格外平静。
这种故障还不至于影响当格拉尔探长的工作，他喜欢整理各种资料和系统。登记、分类、整理内容十分广泛的卡片适合他有条不紊、面面俱到的思维方式。
“你办公室里有张条子，”他头也不抬地说，“马蒂尔德王后的女儿旅行回来了。”
当格拉尔从来就把卡米尔叫做“马蒂尔德王后的女儿”，为时已久。这个马蒂尔德在美学上和感情上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像崇拜圣人一样崇拜她，这种虔诚很大一部分延伸到了她女儿卡米尔身上。当格拉尔觉得亚当斯贝格对卡米尔的关心和关怀远远不够。亚当斯贝格在他的助手的不满和指责声中清楚地听出了这一点。不过，当格拉尔努力表现出绅士风度，不去搀和别人的事情。甚至在此刻，当格拉尔也没有大声指责他两个多月没有卡米尔的消息，有一天晚上当格拉尔还碰到他挽着一个女孩的胳膊，至少上星期就这样。两个男人默默地打了个招呼。
亚当斯贝格经过助手背后，看了一会儿电脑上出现的字。
“哎，当格拉尔，有个家伙在一些大楼的门上涂写黑色的4字玩，写得很雕琢。准确地说，有三栋楼，一栋在13区，两栋在18区。我在想要不要过去看看。”
当格拉尔的手指在键盘上方停住了。
“什么时候？”他问。
“现在吧！马上通知摄影师。”
“去干什么？”
“在它们被擦掉之前拍点照。如果它们还没有被擦掉的话。”
“拍下来干什么？”当格拉尔又问。
“我不喜欢那些4字。仅此而已。”
好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当格拉尔最害怕以“我不喜欢”或“不喜欢”开头的句子。一个警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他只需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动脑筋想问题。亚当斯贝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见了卡米尔留下的一张条子。如果他有空，她今晚可以来找他。如果没空，他能通知她吗？亚当斯贝格点点头。当然，他有空。
他突然感到非常满足，拿起电话，找摄影师。这时，当格拉尔闯进他的办公室，一脸阴沉的样子，有点困惑。
“当格拉尔，那个摄影师长得什么样？”亚当斯贝格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三个星期前，我们就已经把整个警队的人都向你介绍过了，”当格拉尔说，“你和在场的每个男女警员都握了手，甚至还跟那个摄影师说了话。”
“有可能，当格拉尔，甚至可以肯定。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长得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达尼埃尔·巴特诺。”
“巴特诺，巴特诺。不好念。长得什么模样？”
“可以说很瘦，性情活泼，满脸笑容，表情丰富。”
“有什么特征？”
“密密的红斑，头发几乎是红的。”
“好，很好。”亚当斯贝格从抽屉里取出花名册，然后趴在桌上，写道：消瘦，红发，摄影师……“他叫什么名字？”
“巴——特——诺，”当格拉尔一字一句地说，“达尼埃尔·巴特诺。”
“谢谢，”亚当斯贝格说着，在本子上记下了名字，“你有没有发现警队里有个大胖子笨蛋？我说一个，其实说不定有好多个呢！”
“法夫尔，让…路易。”
“是他。拿他怎么办？”
当格拉尔双手一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改造他？”
“那需要50年，老兄。”
“你准备拿那些4字怎么办？”
亚当斯贝格“啊”了一声。
他打开笔记本，翻到玛丽丝画了图案的那一页。
“就是这个样子。”
当格拉尔扫了一眼，然后把本子递回给他：
“有人犯了轻罪？行使了暴力？”
“就这几笔东西。值得一去吗？只要这里没有窗栅，所有的事情都归警察总局管。”亚当斯贝格说。
“那也不能因此而乱来。有些事情必须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