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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在饭馆儿里喝了个乱七八糟，按照惯例，我们一对一相互搀扶到华侨大厦门前过风儿。坐在台阶上，大伙儿三三两两地凑成小圈儿，抽着烟解恶心，结果越抽越恶心，老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那天，我和姚望分坐在谭威的两边，趁着酒劲儿，语重心长地把心里的不快都和谭威抖落了出来。我说话总是越说越多，说了头忘了尾；姚望那天由于酒喝得太多突然变成了沉默不语型，半天才冒出一句，还都不超过20个字，干脆利落。
我们的话差不多快掏空了的时候，谭威哭了，先是低头抽泣，而后转为嚎啕，好像要把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嚎出来。一时间，我觉得我们都痛快了，如同喝多了吐一地那么痛快。
然而，我要说，痛快过后，一切如旧，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记得那次谈话，我认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真实的谭威。
第20章 小文怀孕了
忘了在一本儿什么杂志上看到过类似的一段儿话：
桌上有一个玻璃杯，里面的水刚好一半儿，乐观主义者看到后说：“牛逼，还有整整半杯的水呢！”而悲观主义者看到后说：“我操，水就只剩下一半儿了。”
毫无疑问，我属于后一种。
我一页页地翻看着写过的东西，不出所料，一行行文字带给我的只有灰心丧气，我看到时间已经在我手中流到了98年，四五年的光景就这么被我记录了下来，可是，从这些文字之中，除了随处可见的杂乱无章与低劣可笑之外，我悲哀地承认，我没有再发现其他任何东西。
但是，我想说，就这样吧，我也只能这样了，再不客气一点儿说，你他妈爱看不看吧。
我无从理解一个对我完全陌生的人怎么看待我已经记述下来的这些文字，事实上，我也懒得去理解。我没有过多奢望，只是希望那些认识我的人，了解我的人能够从我这些并不轻松，甚至是有些吃力地写下的文字中品尝到一丝感触，吵醒一些酣睡的记忆……
所以，我还是继续下去吧。
98年的春节我过得不爽，原因是：小文怀孕了。
我说过，我们对我们两个中有一人的繁殖能力有问题这点抱有充分信心，因此，我们的床上活动也就越发地不够谨慎。终于，我们的健康被证明了，麻烦却来了。
小文的“倒霉”晚了快一个月依然不见踪影，我们终于意识到可能要大事不好。我在小文的催促下硬着头皮去药店买了一包“早早孕”试纸，在她们家厕所忙活了一阵之后，小文拿着那张试纸出来了，上面的两道儿红线活灵活现，这说明，她真的有了。
中午，我一路拉着小文的手去吃了一顿她喜欢的“肯德基”，然后来到马路对面的“方庄体育中心”找了个地儿坐下，相对无语。我知道，小文这时候最需要我的安慰，可我偏偏这么笨嘴拙舌，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能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样就能分担她将要面临的痛苦。事实上，看着面前一群晃来晃去踢球的人影，我真的感到全身乏力，肚子酸软，好像怀孕的是自己一样。
面对麻烦的时候，出乎意料，小文并不像我想像得那么柔弱。恰恰相反，她表现出了我从没见到过的一面——坚强。在我不足一米六零的身材瘦弱的母亲身上，我看到过这一点，如今，它又从小文的身上闪现而出。
能让我说什么呢？——我的温柔又坚强的女人们。
坐在球场旁边，小文和我商量了半天给这个注定不能出世的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晚上回家后她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翻了一会儿字典。睡觉前，小文拉过我的手，放在她光滑柔软的小腹上，过了片刻，又让我把脸贴了上去。
我什么也听不见，除了听到她的心疼。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第二天，我陪着小文去往位于平安里附近的妇产医院做了手术。狭窄昏暗的过道里，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上下没一处舒服。医院里不能抽烟，我又怕到外面去抽错过小文出来，简直难受死我了。
我知道，真正难受的不是我，是小文，而叫我最难受的正是这一点。如果有可能，我真想跟医生申请：你把我给做了手术得了。
手术完成得比我想像的要快，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看到了脸色煞白，脚底没根的小文走出了手术间。她飘飘荡荡地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完事儿了，我想回家。”
我紧搂着小文拦上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中，她勉强吃了点儿东西，倒头就睡，一个多小时候后，又在我不留神间突然睁开了眼睛。
“好点儿了吗？”我连忙面带讨好地问道。
“我梦到咱们正打台球呢。”小文冲我一笑，然后又疲倦地闭眼睡去。
我不知道这时候梦到打台球说明什么，不过她这一说我的心一下儿就放松了下来，小文总能这样，一句话就让我感到踏实无比。
随即，我也头一歪，进入了梦乡。
抱起我送给你的玩具，穿上我买给你的衣服，走上我们散步的大街，听听我喜欢的音乐，小文，如果你还想起我，我只能依靠它们在你心中燃起一丝温暖。
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争夺，我们年级的三男两女在系领导的安排下，志得意满地踏上了去往古巴的旅途，到那个加勒比国家深造两年，回来后再直接去外交部服役。
这种事当然不可能有我的份儿，事实上，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我也压根儿不想去。对于古巴这个遍布卡斯特罗的唾沫星子和切·格瓦拉英雄头像的旅游胜地，我倒是没有什么反感。但是，一想到在那儿除了观光以外还有埋头苦学的重任，回来后又要到外交部熬上七八年，我也只有望而却步。
走的五个同学里有三个人家眷缠身，碰巧他们的家眷也都是我的同学。补充说一句，到了大三，我们系里面男女生双双配对儿已经蔚然成风，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放眼瞧瞧外面花花世界里的男男女女。当然，这一点我犯不上告诉他们。
两个男生留下了各自的媳妇儿在大洋这边苦守寒窑，鸿雁传书；而那个女生则更干脆，走之前先把她的相好一蹬了之，再高高兴兴地踏上班机，剩下她爷们儿一人待在祖国大陆悲悲切切。恰好那个男生那段儿日子因为和同屋关系不好换到了我们宿舍，于是，我们只好终日听丫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痛述自己的浪漫情史，直至他寻找到下一个目标。
到了大三，所有的学生积攒了两年多的经验，都更加地明了该如何在学校里投机取巧，得过且过。大家混过上课，混过开会，混过考试，混到假期，我自然也不甘人后。
自从退出了篮球队，我在校园里停留的时间越发稀少，甚至当有人发现我在宿舍中出现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呦，你丫怎么来了？稀客啊。”
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波澜不惊地渡过了大学的四分之三，步伐稳健地朝着最后一年奔去，等待着学位加身。
关于到底掌握了多少西班牙语，我一点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少得可怜。反正全世界四亿多人都会说这种废话，又不缺我一个。
暑假里，我和文武凑到一起在坐落于通县的“京东驾校”报了名，开始学车，这是我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为数不多的有用技能之一。
我们两人如愿被分到了同一辆1041大货车上，也同样不如意地迎来了一个令人胆寒的师傅，大名刘宝山。从我头一眼看到师傅翻着白眼儿，吊着个膀子螃蟹似的横向爬来，我就知道这回碰到的不是善碴儿。
按照年龄排完了座次，文武在五个人中排行老三，我紧随其后是老四。比我们岁数小的是我们车惟一的一个姑娘，长相实在让人不忍多看，脸上大疙瘩此起彼伏，头一天练完就被我和文武定名为“米其林花纹轮胎”，简称“米其林”。当然，这个绰号只供我们两个内部交流。
武此前开过不少次他爸爸的桑塔纳，而对汽车我却是一下也没摸过，于是，几天下来，我们两个在师傅眼中有了天壤之别：老三是宠儿，老四是猪头。
我们师傅有一譬好，就是稍不如意当即猛踩刹车，然后白眼儿一翻，把开车之人轰下去了事。这可苦了坐在后面斗里的人：别人练的时候，我们在后面时刻提心吊胆，紧盯车辆行驶情况，前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