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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中国财政的破产状况。列强正在商量组成六国银行团，把对华贷款的决定权控制在六国公使手里。贷款的性质完全是政治性的。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一方面希望中国政局趋于平稳，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因此，借款的动机只是帮助袁世凯稳定政局，决不让中国政fǔ借钱来发展经济，俄国人更不愿意看到中国政fǔ把借来的钱用在对付俄国在外门g的扩张活动。
最早负责借款事宜的唐绍仪在革命意识高涨的形势下，力图贯彻与前清不同的政策，谋求国家的富强。新政权总该有新意识、新气象。他在和西方银行家接洽时，就按照国际惯例，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来争取条件优惠的借款，谁的条件优惠，我就向谁借钱，希望打破四国银行团对华借款的垄断地位。他一方面与华比银行谈判1000万英镑借款，一方面又与四国银行团秘密商谈。清政fǔ向四国银行团借有一笔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革命后停止支付，他希望银行团继续支付。但考虑到1000万英镑难以满足中国方面财政善后的需要，因此，希望有一笔巨额的60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借款数量很大，折成银元大约是6亿元，如以今天的1银元约合人民币70元计算，就是420亿。当时中国是个贫困的农业国，前清中央政fǔ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到2亿银元，一笔借款就相当于三四年的财政收入。
原来，在唐绍仪的计划中，这笔借款不仅用于还清以前的借款和政fǔ财政需要，而且还要包括新政fǔ经济建设的费用。毕竟民国才刚刚成立，南京和北京双方都信任自己，所以自己要做点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是，大借款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中国政fǔ的财政需要迫在眉睫。于是，银行团同意在阳历3月份内先提供700万两银子的垫款，主要是供给南京临时政fǔ遣散军队和偿还债务之用。但垫款是袁世凯接洽的，由袁世凯于2月27日通知南京临时政fǔ财政总长在上海向四国银行提用。第二天就交付了200万两。北京发生兵变后，银行团借口局势不稳，没有继续支付，同时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要袁世凯保证除了银行团以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唐绍仪本来就对四国银行团的垄断深感厌恶，现在又背信不继续付款，就向银行团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
西方国家在彼此之间有一套市场经济规则，但对付中国却是搞垄断和政治控制。当然陆裕光的借款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是通过地方武装或者说个人的名义向德国政fǔ借的钱，而不是从银行借的钱，当然即使是从德国银行借的钱，那么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西南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区。不过袁世凯为了获得经费，于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信中说：“鉴于四国银行团在目前紧急关头所给予中国的援助，及其在外国市场上支持中国信用的贡献，中国政fǔ向四国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当天，银行团向北京政fǔ交付了110万两。尽管有此函约，中国政fǔ仍然与华比银行于3月14日达成一笔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笔借款经南北两总统核准，南京参议院通过。但是这个情况也引来了更大的麻烦。
华比银行借款的成立，打破了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影响到列强对华政策。3月25日，四国公使晋见袁世凯，对华比借款提出抗议。袁世凯把责任推到了唐绍仪身上，扮演起调停人的角sè。列强向唐绍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负责借款的唐绍仪回京后向四国公使道歉，并且被迫取消了续后的华比借款。四国公使一方面口头上同意向中国政fǔ贷款，一方面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在革命后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唐绍仪在和银行团谈判时断然拒绝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谈判陷入僵局。
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借款方针发生了分歧，同时，银行团也扬言如果不换唐绍仪，就不向中国政fǔ贷款。这时候财政总长熊希龄于5月3日到达北京上任，为了打破僵局，北洋政fǔ向银行团声明，以后谈判不再通过借款特使，而是由财政总长负责。5月7日起，熊希龄就接手与银行团谈判。
在北洋政fǔ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善后大借款后，四国银行团又添入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于是六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并以六国银行团名义向中国提出善后大借款必须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必要条件；次日，财政总长熊希龄等人表示六国借款条件太苛刻拒绝接受；最后熊希龄向政fǔ辞职，而袁世凯批准熊希龄等人辞职；善后大借款谈判中止；当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重与六国银行团商议借款条件后，南北战争爆发。
其实这种真正也为北京政fǔ减去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当初借款的一个大目的就是为了将南京的军队解散，毕竟那些军队基本上都是流民，常年这样聚集在南京是很危险的，但是当南北战争一爆发，那么这些东西全都不存在了，于是北京政fǔ的压力也就大大的减轻了，而大借款也就不再那么迫切了，而且现在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借钱的问题也就慢慢的停了下来。
不过停止并不是结束，在解决了南北真正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就紧接着出来了，由于没有得到多少借款，所以这些问题的出现，又再次让袁世凯陷入了焦急之中。
于是袁世凯无奈，只能够再次借款，对此袁世凯派特使徐世昌、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fǔ善后借款合同》。合同21款，另有7个附件，2个附表。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fǔ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fǔ税项为担保。特别条件是：今后未经银行团允许，不得向他国借债；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在审计处设华、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单须有华、洋稽核员会同审核，签押后方可提款；中国政fǔ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由中国总办1员、洋人会办1员主管；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中国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员，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办、会办会同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
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八四实收，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fǔ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fǔ税项为担保。
对于这次的大借款，最满意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列强，他们又一次通过财政控制了中国，以英、法、德、俄、美、日六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中国的命运。随着中国内部局势趋于明朗，列强之间也在调整立场，为巩固既得侵略权益，他们通过大量的资金从而控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内部的问题。
英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总投资为225，566万美元，其中英国为66，459万美元，占29。4％。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决定了英国的对华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使中国陷于动luàn局面，而维持相对的稳定，这样才有助于巩固英国的既得利益。英国老牌侵华分子濮兰德说：“英国在中国有两种利益——国民的利益，它依赖于保护并扩张我国的商业；帝国的利益，它依赖于维持现状并保卫我们作为亚洲强国的地位。为了促进这两种利益，必须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fǔ。”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英国政策出发点的高度总结。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