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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
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最后毛泽东也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实在是个连张闻天也觉得尴尬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之人，6天前他刚刚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6天后又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认可了毛泽东的辞职。
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便自然恢复。
毛泽东后来常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他有深刻的体会。井冈山“八月失败”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通过返回湘南，损失了二十九团。红四军“七大”上，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遵义会议以后，又是举手表决，几乎使其刚刚担任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
这回争论后，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举手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赞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
这便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相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就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二渡赤水后前敌司令部总指挥、3月12日“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中共中央变换军事领导的决策才最终完成。
3月13日20时“新三人团”发布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
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还是要打周浑元。
3月14日，“新三人团”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
3月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驱赶老百姓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碍，以阻击红军进攻。
面对这些不利条件，红军指挥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彭德怀、杨尚昆3月13日19时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建议中所提“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正是后来红军攻击失败的原因；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也恰是后来采取的方针。
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攻击周浑元的具体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以五军团和三军团之第十、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协同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之敌。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鏖战至13时，敌机在士兵白色标志引导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黄昏，红军以密集队形实施连续冲击，仍不能得手。战至天黑，因敌占据有利地势，只得停止攻击，与敌对峙。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追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
鲁班场战斗失利。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涵着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潜伏着失败。
鲁班场战斗的失败。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
正是这些失败，这些“不得不”，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趋近只有脚踏实地者才可企望的胜利。
遗憾的是，今天查遍能找到的《人名词典》、《历史词典》、《军事词典》、有关国共两党情况的工具书，竟然始终找不到给毛泽东造成很大麻烦的周浑元的简要情况。
他是哪里人氏？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军旅生涯？他在何处而终？
此人跟着薛岳，长追红军两万余里，但来也无影，去也无踪。
四、赤水不是逍遥津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从国民党的资料看，蒋介石起初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他在重庆电示薛岳：“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珩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带修碉封锁；龙云以孙渡部进至毕节以东地区修筑碉堡。蒋介石声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天。若是今天，4天时间连战略方针的草案都拿不出来，更远远谈不上完成由此方针向彼方针的转变了。
3月20日17时，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
林聂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
现因滇敌与川敌可能防堵，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混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政治部 20日17时
“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