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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
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博、张二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蹴而就为政治局常委。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现不和。
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
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
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年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又要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
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
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
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
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
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却是“谋”在了上担架之前。
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
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此战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
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
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
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成了权宜之策。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方向被根本扭转了。
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到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耿飚在1990年回忆说：
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