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嬗变（二）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万党员。新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咱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止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1937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孔荷宠的叛变没有成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但的确成为了一连串投敌叛变的先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祜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
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
龚楚还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因龚楚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又成为乐昌县农民自卫军的指挥者。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书记，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想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红七军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九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也可想而知。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