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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后双方皆以误会互相致歉，桂军发还所缴枪械了事。但周浑元从此不敢再入桂境，只有率队绕个大弯，从湘境的东安追击红军。
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人员、伤病号及挑夫，还雇用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拍成“七千俘虏”的影片，既送南京给蒋介石看，又送各地放映，宣传桂军之战绩。
蒋介石毫无办法，后来只得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不得稍纵。白崇禧令第七军廖磊依中央军之前例，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于是廖磊便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红五军团之后徐徐跟进，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便全军停止，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廖复电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
蒋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他忘记了亲自对薛岳交代的话：“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这就是王建平告白崇禧的“一举除三害”之计。
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
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
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入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入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
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
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年10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年4月12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
五、军人与政治
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
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
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
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延安一月》。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从1929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一生不知出任了多少个“剿共”职务，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红军长征，他任追剿军总司令内，还分电各军“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五万元。”
他把未能付出去的赏钱，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
在重庆闲居无事，何键居然穿着上将军装、坐小轿车去了一趟七里岗新华书店，买回二十多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泽东的书，想仔细研读一番。
戴笠得知，一个电话打来。何键心慌意乱，急忙把书塞进了火炉。
何键当年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学习期间，一次考几何，他勉强做完试题后，在试卷空白处大加发挥，写上“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的几何老师当着众学员的面问：“何键在《几何学》考卷上写了几多‘几何’？”从此成为学员中常常谈起的笑料。
他终生信命，晚年终于想问自己一句：反共到几何？
自从烧了书之后，他便不再关心世事，一心钻研佛学，修行坐道。
双手沾满鲜血的何键放下屠刀后，也颇想“立地成佛”了。
1956年4月25日，何键因脑溢血死在台北。
何键想成佛，刘建绪则想投共。
1949年8月1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从福建省主席退下来的刘建绪与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位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声明中说：“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刘建绪还不想被时代抛弃，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上签字。但这份别人起草的声明每个字飘过他眼前时，也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历史带到了眼前。
1929年1月，他兼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五路司令，曾以优势兵力对脱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进行长程追击，那正是朱毛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
1930年10月，任“平浏绥靖处”处长，率十五、十六、三十一师进攻苏区，并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
1933年7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