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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都不再具有“决定权”了，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
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
这一年他24岁。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
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远离其同胞，分配到中国工作。
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学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担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茶开展武装斗争。苏区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
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他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正在来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苏区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简单顺利。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见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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