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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之时”。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坚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后面会专门谈及。这里只提一句：1931年8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回到先前那个问题：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象呢？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轻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长身份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攻打沈阳的巨炮。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的重型榴弹炮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本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二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即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资本。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
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卸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
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因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
于是板垣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
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关东军准备炸毁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9月15日，军部召开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会议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
此消息再次走漏。三封电报、两个特使涌向关东军总部。
第一封电报是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电函：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奉天。
第二封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发给板垣征四郎的非正式电函，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
第三封电报至关重要。它是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发给石原莞尔助手的。电报上盖着“绝密，私电”印记，电文简明又十分紧要：“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旅顺的关东军总部9月16日收到这三封电报。电文内容引起恐慌。本庄司令官在沈阳视察，留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家。这两人几乎被电文内容搞糊涂了，但还是决定立即行动。他们把电报扣下，板垣坐火车去找本庄，石原留下来草拟给军队的命令。
两个特使解开了板垣和石原的疑团。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铃木庄六老将军，在作战部长建川拍电报的时候已经乘上了飞机。当板垣征四郎气急败坏地在辽阳找到本庄司令官时，本庄第一件事就是带板垣去见铃木，并对板垣说，多担负责任，细节自行处理，“不要来打扰休息中的老将军们”。
公开的特使建川美次却把时间花在路上。他坐着慢腾腾的火车，好让关东军有充分的动手时间。
天皇已开了绿灯。从参谋本部的建川，到关东军的本庄、板垣，内心明细之致。如果出事了，事情搞砸了，高级参谋板垣替本庄司令官、本庄司令官替建川部长、建川部长替军部、军部替天皇分头承担责任。
这是事先默认的承担责任方式。但1948年上绞架时，这种放手让下层去干、再层层分担责任的方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绞死的，只是板垣征四郎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当永田铁山调拨的240毫米大炮震颤着沈阳大地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旅顺泡热水澡。刚刚到达沈阳的作战部长建川正在和艺妓睡觉。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的。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
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
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邦邦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
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槻礼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风庵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叙说：“内阁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