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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咄逼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么父亲的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10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内阁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决心紧缩财政，协调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缓和处于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党政治爬到首相高位的滨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果难料。
滨口内阁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调10个百分点，滨口内阁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9。75个。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竟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满，指责内阁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约，违反宪法。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倘若反对浪潮仅仅来自军方，问题还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也立即随声附和，说滨口内阁“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裁犬养毅。
犬养毅因为自己的政党政友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与民政党的273个议席相比只获得174个议席，便为倒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决定军事力量发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国政也说成是内阁管辖之外的事，虽然搞垮了滨口内阁，却也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滨口内阁还硬顶了一会，不顾军令部的抵制和犬养毅的政友会的反对，签订了日、英、美三大海军国《关于限制和缩减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伦敦条约》。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于1930年10月27日在英国外交部举行。滨口出席。18天之后，他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暴力主义者行刺，身负重伤。
刺客佐乡屋留雄与臭名昭著的皇室成员、阴谋家东久迩宫有联系。
近代日本发生的多起刺杀事件，都与这位东久迩宫有关。
滨口首相1931年8月26日去世。
他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却死于无法无天的帝国。
1932年5月就轮到指责滨口“侵犯统帅权”的犬养毅了。当血盟团青年军官黑洞洞的枪口开始瞄向犬养毅的脑袋的时候，不知他能否记起自己对滨口的指责？
犬养毅是自1890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大选开始，连续1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著名民主人士，议会内打倒藩阀和拥护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日本近代最富盛名的民主政治家，却亲手葬送掉惨淡经营起来的民主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的巨大悲剧。
被刺杀前两个月，犬养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1932年3月15日，他给青年时代的朋友上原勇作元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军人犯上的现象表示十分忧虑，另一方面竭力表白自己的对华政策：“为了在形式上停留在政权分立，而事实上已达到我方目的，我煞费苦心”；“如不迟早改善这种关系（注：指同中国的关系），一旦俄国的五年计划完成，国家的实力真正得到充实，它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长久沉默的。作为对俄国的防备，本人认为应尽早改善与中国本部的关系。”
战败后的日本历史学者们称赞这段思虑为“卓越见识”。
犬养毅本人何尝不想吞并满蒙。只是比起那些狂躁蛮干的军人来，他忧虑的眼光更加精细、长远而已。就是当初卖力地资助孙中山，他也有独特的考虑。在写给派去照顾孙中山的陆羯南的一封信中，他说：“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国民党那些与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元老们，若知道犬养毅这封密信，知道连孙中山都被称为“无价值之物”却又“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然后“以备他日之用”，对他们心目中那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资助孙中山是一张牌，承认中国在满蒙的权益也是一张牌，核心都是为了日本利益，特别是为了躲避日本即将面临的现实危险。
犬养毅留给中国的所谓“权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
即使如此，军部也认为他在背叛。
想走钢丝的犬养毅，是在刀尖上跳舞。
1932年5月15日，他终于从刀尖上掉了下来。
二、大和民族的血祭
主持刺杀犬养毅的，是极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在军法审判中，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中尉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要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三上卓大声在法庭上说：“我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开第一枪的黑岩勇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