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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
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两次潜入北京，图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里。蒋在日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作准备。第二年春本拟留学德国，因孙中山命其留沪听命，留德未成。
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
除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
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作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三十六、八十七和八十八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都出现重大改进。
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么就是其前任魏采尔了？
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尔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尔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
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乌龟壳之上。
外国的月亮再圆，外国人念的经再好听，就这一点来说，能够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国式战场和中国式战斗的人。
他的确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朱德的同学金汉鼎。
五、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别流行的毛主席语录：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那是一个根本不考虑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地点的时代，翻开就念，念完就用，而且主要是对别人而念而用。只顾“拿起笔，做刀枪”了，出处在哪里，针对什么问题说的，将语录倒背如流的人并不知晓。
直到毛泽东逝去了近20个年头，才在“毛选”中明白，这段话是针对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碉堡政策而说的。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儿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
接下去，就讲出了那段著名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1月27日，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全面展开。据国民党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该年1月1日，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达2900座。
蒋介石的碉堡政策来自于这三个人：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滇军将领金汉鼎。
最早实践此法的，是赣军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
最终将其全面化、系统化、完善化的，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柳维垣。这三个人可被称为“碉堡三剑客”。
1929年冬，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学会采用此法，最后征服了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他建议江西的进剿也可仿效此法，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朱、毛红军和红色根据地。
金汉鼎可谓一言九鼎。5年后，至1934年10月红军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达到14294座。但谁知晓，提出这条消灭朱毛红军计策的金汉鼎，当初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竟然与朱德是同班同队的同学，且交情颇深。
朱、金二人当年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后来两人同入滇军第二军，同任旅长：朱德任第十三旅旅长，金汉鼎任第十四旅旅长；朱德为第三混成旅旅长，金汉鼎为第四混成旅旅长。
两人在实战中多次默契配合。
1916年川滇内争，滇军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围，朱德率部做前锋突围开路，金汉鼎在后卫掩护撤离，部队安全撤到三江镇。
1917年秋金汉鼎部与朱德部同守泸州，抵抗川军刘存厚部进攻，激战昼夜，金、朱两旅将川军困于五峰顶，迫其出示白旗投降。
同学之情，沙场之义，使两人愈加亲近。川滇一带有民谣说：“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由于骁勇善战，在滇军中有“金（汉鼎）、朱（德）、耿（金锡）、项（铣）”四大金刚之称。
由肩并肩的战友到面对面的对手，朱、金二人走过了一段历史路程。
上海是这两位滇军名将的第一座分水岭。
1922年唐继尧率军进袭云南，金汉鼎与朱德同时出走。先入川，后赴沪，与孙中山晤谈于上海。当时正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答应付十万元军费，要朱、金去广西整编滇军旧部，攻打陈炯明。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则感于社会黑暗、军阀逞横，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朱、金两人从此分手。
朱德出国前，金汉鼎以款赠助。
他们两人的第二座分水岭，在南昌。
1927年，两人在南昌相遇。时金汉鼎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上将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朱德则在第二十军当党代表。地位拉开了，但同是北伐军，且情谊依旧。忆及以往，两人皆不胜感慨。在金汉鼎力荐下，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朱德出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还兼了南昌公安局局长。金汉鼎决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力荐，使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更容易举行，朱德在其中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成为他们第二次分手的地点。
为了争取驻赣的滇军，朱德在南昌起义期间，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
但争取第九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已经觉察。金汉鼎让起义部队由其驻地顺利通过，被蒋介石撤销了第九军番号，降任为第十二师师长。
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