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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震林、江华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儿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
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83岁时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千：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
四、外国的月亮圆（一）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发布《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
蒋介石也提出愚公移山。
毛泽东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提出愚公移山，是号召共产党人奋发努力，挖掉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蒋介石1933年10月提出的愚公移山，则是号召蒋军将士疆场效命，挖掉蒋家王朝面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两座大山。
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蒋介石要部下学愚公，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掉苏区。
据说《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里面，每日进二里，一年吃掉苏区的算盘，就出自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作为这一盘算基础的碉堡政策，也是德国顾问的主意，甚至说得十分具体——主意都出自德国顾问团首领赛克特。
这使人想起在苏区红军中也有一个德国人李德。
于是有人便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场德国人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喜欢用白描去图解历史。以为历史脉络尽在几根简单的线条之间。他们把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围剿”武装的革命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近代史上，自在战争中使用了洋枪洋炮以后，便多见德国顾问的身影。惊天动地的甲午战争黄海大海战，旗舰“定远”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边，就立着个德国顾问汉纳根。
比这更早，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夏尔，先帮助明末朝廷制造火炮防卫满人进攻，后帮助清初朝廷制造火炮镇压汉人反抗。
德国人以其精于兵器制造、精于军事学术著称于世。
当然，也精于顾问之道。
所以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禁止德国国民在外国军队及其学校担任顾问与教官之职。
只是这条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
孙中山很早就请过德国顾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特意访问当时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胶州，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特别称赞了青岛的建设和管理，并提出应将德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榜样。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旺，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参加协约国，与德国为敌。一战结束后，1921年孙中山派代表赴德国，表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德国政府当时基于现实考虑，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此后孙中山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逐渐开始在广东提供服务。一直到1923年1月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
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却反过来，用德国顾问取代了苏俄顾问。
1927年蒋介石“清党”、驱逐苏俄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使德国获得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时机。从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蒋介石很早就对德国颇感兴趣。1923年他率团访问苏联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签署俄、德、中三国联盟：“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比蒋介石的“俄、德、中联盟”建议更早，1907年德国议会就提议建立“美—德—中”三角关系，以便补偿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孤立地位。正是这种地位，迫使德国政府以“和平”的经济政策取代原先的扩张政策，德国国内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言论。
就蒋介石而言，当时他不是执政者，所以是个革命者。那时的蒋介石，还主要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德国结盟。
后来成了执政者、扼杀革命者、江浙财团利益保护者，不再想与苏俄结盟了，对德国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除了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独裁统治与德国相类似外，主要还是为德国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国顾问的作用，扩大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威。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重炮专家，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参与1920年3月鲁登道夫策划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帕暴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西欧、南美各国出任军事顾问。到中国见蒋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苏联红军炮兵中干过一段时间。
鲍尔也精于顾问之道。1928年来中国，正逢蒋介石下野，他便帮助张作霖设计军事计划。但其本人后来一直否认此事。蒋介石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倒数计时，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蒋介石的总顾问。
蒋介石与鲍尔关系不错。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蒋之赞许。鲍尔此人也很怪。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军事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