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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敌人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圩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他手下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十大元帅之六，七十四团班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儿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将领，还应提出这三人：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
三人都牺牲太早。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所作的重大贡献，前面已有所述。建国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关怀下找到的。
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一千九百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萧克也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分量。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子弹。牺牲时25岁。他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三河坝部队天心圩整顿后，成为朱德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王尔琢牺牲后，陈毅说是“红军极大损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
第二个是黄公略。
蒋介石一直把红军看做两股：一股为“朱毛”，一股为“彭黄”。第一次“围剿”刚刚开始，他亲自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四人。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判断共产党人价值的方法，他的直觉告诉他，谁对他的威胁最大。一年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价码便由5万元跌到了500元。
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湘军出身，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但比彭德怀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后，一直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第一次反“围剿”指挥红三军，在龙冈直捣张辉瓒的师部；第二次反“围剿”与林彪率领的红四军配合，歼灭敌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第三次反“围剿”又率领红三军独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红三军在黄公略率领下，与林彪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中的三大主力部队。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泽东在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重伤牺牲。年仅33岁。
第三个是伍中豪。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按成绩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
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两人都是叶挺部队出身。林彪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挺。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两人又一起当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