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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话的思想甚为解放，后来的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
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
蒋介石1923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碧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象，他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
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作出决定，但经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犟，喜欢固执己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逻辑的极点。”
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的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的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真的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的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3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4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这种尊敬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尊敬，不如说是对实力的尊敬，对各自的历史地位的尊敬。抛开各自信仰的主义和各自行进的道路，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皆以为自己必定且注定要完成某种不可言喻且不言而喻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
第四章 “围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
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
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
“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多大的心思。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
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也如此昂贵。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阎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别人不愿干的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叫“坦克”。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